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而且除了李虎以外，主要将吏几乎全部支持宇文泰。这时对宇文泰的支持与否，对他们后来的阅历有着极深的影响。

另外，贺拔岳被杀之际，贺拔胜派独孤信去关中。此时已经收拾了局面的宇文泰看到同乡而且还是童年友人的独孤信时不禁大喜过望，将他作为节度使派至洛阳。

但是他们形成集团并成长为权力者，所靠的并非作为北魏军政统治机构的镇这一组织。作为“豪杰”受到民众的敬慕，同时发挥着其指导能力的地域社会才是他们的根本所在。

我们看到宇文氏及其姻戚在流寓之中还请老师教育子弟。宇文泰自身也好学问，在关中大行台中设立学校，并亲自参与其中学读经书。

北镇的这些“豪杰”们虽然有着矛盾对立的性格，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精神上的朴素性，相反还具有迈向文明社会的广阔视野。可以说，这一阶级具有超越并克服颓废的现政权，同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世界的资质。

从上面所述中我们看到，“乡里”武川镇之中的纵向与横向的人际关系经过内乱的磨练，最终成为关中军事政权的核心结构。

高欢的意图是，把朝廷从深具传统的洛阳分离出去，便能轻易地加以控制。

权威与权力有何不同呢？所谓权威，显示的是政权的正统性，因而主张其统治权有着无限的扩展性。权力，意味着政权与其他势力相抗争并占据优势，具有排他性、有限性的特点。用中国式的表现简单概括说，就是文与武。二者既相对照又互相补充，现实的政权只有包含这二者才能得以形成。

说得极端一点，这也就是地方乡党社会的中央化。

通过与汉民族长期而深入的接触，胡族社会必然丧失或改变其独特的生活样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族就此融汇到了汉人世界里。在失去原有生活样式的同时，难道他们就没有创造出新的自由的形式么？

北魏末的内乱正是胡汉民族各自奔向自由的一大潮流。 导致隋唐帝国诞生的是胡汉民众追求自由的志向。

乡论把贵族与乡党社会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乡党共同体保证了民众自由的地位。但是，共同体中指导与被指导的上下关系在起着作用，而在这一关系中暗藏着威胁民众自由地位的危险。在门阀主义的身份固定以后，乡论逐渐丧失其固有的机能，由此带来的倾向是，民众与乡党共同体的联系日渐疏远，贵族与乡党的关系也出现了断裂。此时，贵族往往容易陷人个人主义的风气之中，开始松懈了在同乡党、民众的关系中打造自己的人格以及道德的努力。也就是说，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

宦官从皇帝的个人生活中发迹，有着把政治权力全部化为个人利权的倾向。士大夫通过民众指导者这一资格受到进用，他们的政治理念带有普遍的公共性质。这一区别，制约了各个时期的皇权。皇权是作为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公共世界的中心而存在，还是堕落为保证个人利权的手段，二者必居其一。就前者来说，皇权保障了民众的自由的身份，而后者则把民众作为利权的对象加以侵食。两赵政权向后者倾斜，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五胡政权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通过胡族的团结来夸耀其力量，另一方面又通过进用汉族士大夫来显示其存在的正当性。

皇帝既位于军事力量的中心位置，同时还具备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权力当然有可能掠夺中国的财富。握有兵力者只要扩大他们的欲望，就会使掠夺变得激烈。由此一来，政权内部的平衡就会面临崩溃。特别是当皇帝或仅次于皇帝的人物明显露出这一倾向时，统治阶层内部就会发生各种争斗，最后演变为整个国家走向腐败，踏上内部崩溃之道。

种族主义的制约在两赵及前燕出现于宗室内部，而在苻坚时期，则通过鲜卑问题的形式从外部冒出。 苻坚的独裁化基于德治主义并向天下统一的志向发展，因而它能够防止国家权力走向私权化与颓废。所以虽说是在压制宗室，但却并没有像两赵及前燕那样陷入到由私权化所引起的权力斗争之中。

汉化政策的目的则在于国家的根本变革。它所追求的是纳江南社会于视野之内，同时又跨越国家种族主义，从而使自己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国家。

贵族主义以人格的资质为其价值标准，比种族主义的原理具有更为普遍的性质。 摆脱种族主义，朝向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必须改变北族出身者的存在方式。最能表现这一意图的是姓族祥定。

北魏各种军队的构成是复杂多样的。汉人士兵以被征服和徙民为契机，犯罪者以刑罚为缘由，被编入了军队，构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北魏政权这样作的意图，是将具有反魏倾向或脱离北魏秩序的人们纳入到国家权力支配之下。这个过程免不了带有各种强制，而使这种强制得以推行的是仰赖于鲜卑及其他北族士兵对国家的忠诚不二。

镇军当时的危机正来源于镇兵丧失了自已本来的地位。所谓镇兵，本来应该是与北族、汉族名门子弟相称的光荣职责。只要这种地位得以维持，镇兵和国家的意志之间就没有矛盾，从而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但到北魏末年时，镇兵丧失了本来的地位，甚至沦为受压迫者（府户）。士兵和国家之间产生了重大的裂痕，最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北族出身者。

汉人贵族投身政治，是在门阀主义丧失运用的现实下进行的。

对高氏政权的掌权者而言，是否拥有统帅勋贵武将际能力是必须的条件。 当权威没有相应的实质而迈向绝对化时，为了弥补这二者之间的空隙必须作出种种的努力。但是急造的权威苍白而无力，它导致的只是权威保持者的焦躁与愤懑。

贵族在政治的显著上升也是东魏以后的事，它首先以弹压贵族的形式出现。 史传里频繁出现这些事例，也似乎是与当时的政治问题相关联。比如，揭发受贿就常常是把政敌赶下台的手段。

北魏以来的官吏任用有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两种原理，它们在与各种事作的关联之中相互斗争，一起构成了北巍至齐、周的一条基线。贤才主义力图纠正门阀主义而使士人世界摆脱危机，一句话，就是试门将阀出身或非门阀出身统一在名自的才能上。

五胡诸国与北周之间存在着一个共通的历史课题，即在不违背权力分散这一倾向的情况下，如何赋予其统一的秩序。或许正是有着这一课题，才使得各个王朝回顾并模仿姬周的体制。作为当时的历史意识，是必须在汉帝国的废墟上重新起步，这也就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合乎规律性的东西。

在五胡诸国，支撑君主权并且限制君主权的直接力量主要是分掌兵权的宗室诸王公。当时的君主权依存于血缘，而又亡于血缘。五胡诸国家中权力斗争的阴惨正是在血缘关系这一狭隘的世界之内进行的。 支撑北周柱国们并不都是宇文泰的宗室，相反还可以说异姓武人占了大多数。使他们相互连结的原理是超越了血缘秩序的原理。北周宗室内部并非没有抗争，但没有像五胡时期一样导致政权的瓦解。进一步说，使得周隋唐这一统一的方向日渐增大的正是这一新的原理。

周代君权显示的公共性质，是以古代贵族制（其存在形态为封建制）作为前提的。 北周采用周礼，其目的是依存于近年被称作“关陇集团”的胡汉武人贵族势力，同时又使这些势力结合于君权之下，即在姬周政治体制中寻找皇帝与贵族进行合作政治的模式。但是就当时的历史阶段而言，君主与贵族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的层面，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要在周礼中寻求二者之间均衡调和的理想形态。 皇帝是政治权力的核心，贵族则是一种社会独立势力，如何保证这二者之间的统一，总体来说是魏晋以来的政治中心课题。

隋唐帝国决非单纯由北族所支撑的武力统治的国家，就其历史本质而言，是以豪族阶级为基础的国家。

所谓权威，显示的是政权的正统性，因而主张其统治权有着无限的扩展性。权力，意味着政权与其他势力相抗争并占据优势，具有排他性、有限性的特点。 就政权的成立过程而言，一般首先需要权力，接着就要求权威。比如，北魏王朝最初为武力国家，后来到孝文帝时，融合胡汉成为贵族制国家，这就意味着国家形态的最终完成，而首都则从平城迁至洛阳。北魏将统一整个中国并具有普遍性的权威作为目标。

隋炀帝与武则天都把洛阳作为事实上的正都。二者的共通点是，作为君主超越了西魏以来的军阀集团，并力图掌握绝对的权力。 班固的《两都赋》中，洛阳较长安为优，不是因为洛阳有着华丽的宫殿或是位居要害之地等，而是因为洛阳已经超越了这一层次，成为无限扩大的文化世界的中心，所以将这一土地作为首都的皇帝，就是最有权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