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

我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想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用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王元化：我的后半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饱受各种激烈斗争的磨难，生活经历促使我通过思想史表面现象，去思索可以连贯史实的深层原因。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理性不新潮的声音。二者无论如何不同，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民主要从党内民主开始，舍此别无他途。。。从“十七大”开始，将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的突破口也成为共识。

“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吃饭哲学“庸俗化”，可我就坚持这个“吃饭哲学”。人的嘴巴有两大用处，一是吃饭，一是讲话，吃饱了饭就要大声说话。所以光喂饱人的肚子是不行的。

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和后来写的《主体性提纲》中，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应从批判的、革命的哲学转化为创造性的、建设的哲学。

“身份识别制度”是三十多年前维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没有“身份识别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架空了。

马国川：八十年代您提出了“经济发展一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阶段说，现在呢？ 李泽厚：我很早就改“四阶段”为“四顺序”，因为“阶段”一词使人产生四个方面完全分离的感觉，“四顺序”便标明四个方面同时存在、交互相织，彼此影响、而且同时进行，但又仍有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不能颠倒，不能错乱。

发展和改革的区别在哪里？发展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原来的规模上向前推进；改革的本质是针对原有存在的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制度、旧的方法，这才叫改革。

中国这条改革开放的路是非走不可，不走那真是要亡党的。所以改革开放这条路也救了共产党。当然也有人说，“四人帮”根本统治不下去，中国会造反，我说你错了，如果没有邓小平路线，“四人帮”照样会非常稳固地统治到现在。朝鲜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不改革开放，中国会造反吗？还不会，因为那时候已经被统治，思想禁锢得隐蔽，而且中国共产党它是高度组织化，一直深入到乡村，它有一个身份识别制度和身份识别系统，农村各个阶层让那些生活得极不幸福、极贫困的人也有优越感。

马国川：但是近年来，因为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潮在社会上有所抬头。 张贤亮：我们的问题不在贫富差距。任何时候都有贫富差距。也不在贫富悬殊，而在于各个阶层当中是不是有流动性。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能够把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弱势群体当中的优秀人物，不断地提升到上层人物，而且已经在上层的人物，也有可能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落到底层。

中国彩票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因为中国穷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买彩票，撞大运。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改革不彻底，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在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完全开放性的机制，并能在体制上、而不是再用空洞的说教来防止执政党不会变成新的特权阶层，在制度上保证“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并能把无德、无能，又无耻的官员及时罢免撤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责任就是给义和团式的狂热泼点冷水，降降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分析的态度。

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基本的知识和信息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净，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会对我们的传统存有仰望之心，这种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观存在。

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八十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八十年代形成，但他九十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学术也不太多，因为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二十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做学术，真正做学术的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但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