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途哭返说战国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一句，后世做领导的人都很热爱，翻开史书到处都是，引用率别提有多高。 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幸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们变成笨蛋。 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

至今有学者批评白起，说是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只会激起六国人民的反抗心理，从而不是加快而是延缓了秦国的统一进程。这是秉承了孟子的天真，以为能否统一天下，看的是民心向背。其实维持统一才需要民心，缔造统一，倒是不妨全凭武力的。

魏文侯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治国的思路是，一方面，用儒家思想抓意识形态；一方面，用各种政治军事人才解决具体问题。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古代中国，这种治国思路，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基本可以说是最有成效的。

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好人オ能成为胜利者，看似体现了道德信念的坚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但照这观点推论，结果就是只好承认，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

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好人才能成为胜利者，看似体现了道德信念的坚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但照这观点推论，结果就只好承认，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

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第一条就是“背关怀楚”，思念楚国而背对函谷关，这是把形胜之地拱手让人……

p.148： 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有如臣者十人。

p68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p69 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幸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

服从就能获益，也许大多数人确实会选择服从，但绝不是所有人。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有钱，有智慧，由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

围绕着绝对君权建立的新法，就好像一个可怕的黑洞。他首先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战国时代思想界群星璀璨，但没有一个秦国人），然后随着秦国统一的步伐，它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了山东六国。商鞅本人（他称的上是战国文明的恶之花），只是摆放在黑洞之前的第一道祭品。

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锺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读《商君书》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部书谈耕战，重点往往还不在于怎样直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在谈，农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切各色人等都是消灭的对象。

燕国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二十八年。当初燕国动乱，齐宣王趁机一举占领燕国。燕国人本来对齐国军队很欢迎，齐军来了也不迎战，齐军攻城也不关城门。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即使征服者标榜自己代表着光明和正义，即使征服者确实是来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家，但做亡国奴的滋味，样不好受。

搁置无法面对的问题，是政治家的惯技，齐宣王没来这一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高明的政客会鄙视他蠢）。

西塞罗对被流放的马塞卢斯说：“不论你到了哪里，记住你同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所以，暴君们如果不希望老是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那他就必须造就一种无远弗届、至大无外的格局。可见专制政府的天性，必然包括追求统一。 大概，如果不是有什么力量来制衡统治者的野心，帝国将不断扩张吞并，直到统一已知世界，总是必然的趋势。

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好人オ能成为胜利者，看似体现了道徳信念的坚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但照这观点推论，结果就是只好承认，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

剑桥的秦汉史是1986年出版的，这话反映的是当时的研究水平，今天更可以明白地说，这个理论已经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大量使用钢铁武器的是楚国、燕国、韩国，而秦军的装备，反倒是仍以青铜武器为主。

从这一点上说，孟子这位以“迂阔不达世情”著称的老先生，却是把大趋势看得很准的。人家问他天下怎么才能安定，他说“定于一”，就是统一了才能安定。孟子讲怎么统一的那些方案再不靠谱，至少大方向符合历史潮流。孟子迂腐，迂在手段；齐宣王迂腐，却迂在目标。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

那个秦国，是一个抛弃礼义，崇尚砍别人脑袋为功绩的国家。那里用阴谋和阳谋来对待它的知识分子，把它的人民，像奴隶一样使唤。

可以说，热衷于弄虚作假，乃是任何官僚体制的天性。受监督机制和道德教训制约，这个体制的造假程度可能有别，但天性，却不会改变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 《商君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差不多是把国家和人民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使用的，而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则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义词。人民，是达成国家/君主利益的工具，这个工具要好用，其本身的利益，越小越好。 商鞅当然也说过几句如“法者所以爱民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之类的话，但结合他的其他言行看，只能认为这是在搞宣传随口说说。

山东六国的君主，未必不希望像秦国那样无限扩张君主权力，商鞅式的变法方案，也未必没有在这样的君主或企图投国君所好的人的脑海中出现过。只不过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山东，这些方案的阻力太大，没有实践的可能而已。

围绕着绝对君权建立的新法，就好像一个 可怕的黑洞他首先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战国时代的思想界群星璀璨，但没有一个秦国人），然后随着秦国统一的步伐，它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了山东六国。商鞅本人（他称得上是战国文明的恶之花），只是摆放在黑洞之前的第一道祭品。

但秦国再强大，秦国人民的生活，六国人绝对不羡慕。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人民本普遍没有什么爱国心，除了秦国搞非常严厉的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基本由政府决定外，其余各国的人，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搬家到哪国去乃是常态。但没谁想去秦国，相反一旦有置身秦国统治下的可能，大家就都很恐慌。

经过一代又一代权力交接，这些异姓大夫封地越来越大，控制的人口和财富越来越多，也实际上把持了晋国政府。于是，废黜、谋杀国君的事情发生了。

《战国策》里，赵武灵王和赵国宗室群臣辩论是否该穿胡服的内容连篇累牍，照例，基本上都是伦理学层面的探讨，所以柏杨先生翻译《资治通鉴》翻译到这里，忍不住大发感慨：“利益这么明显的一件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使中国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使中国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战国时代，公认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君主权力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这两个现象其实相反相成，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就是各国传统的贵族，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