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dern Family in Japan

生协的全称为 “生活协同组合”。是根据 1948 年制定的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而建立的以地区或职业领域为单位的合作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开展生活资料的购买，以及医疗、共同援助、住房提供等方面的事业。一般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指代开展这类活动的合作组织。——译者

女性有必要创造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血缘、地缘、社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她们现在也正在创造这样的关系。至于选择缘社会的展开，女性要比男性先走一步。男性被深深地卷在社缘社会里，因而有着稳定的自我认同意识。而且男性还没有被逼到需要创造一种与迄今为止的任何领域都不同的社会关系来替代已经解体的地缘和血缘的地步。尽管社缘社会的稳定性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及雇佣的空洞化在急速崩溃，但应该说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要从这种状况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吧。

通过媒体所传播的，通常是兴趣、生活方式、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具有共同的某种目的意识。例如需要保护儿童的人们，先在自己社区的电线杆上张贴传单，逐渐形成一个小团体。她们是一群 “双职工家庭之妻”，一边与 “孩子小小年纪挂上钥匙，真可怜” 的世俗眼光作斗争，一边继续工作，与丈夫之间又围绕着 “性别角色分工” 而有着共同矛盾。

尽管如此，本书引入FI（家庭自我认同意识）这一术语，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家庭已失去了实体的自然性而渐渐被看作是多少带有人为组成的组合物。其次，迄今为止传统上被视为家庭“实体”的东西与FI之间出现了偏离。第三，FI由每个家庭成员所承担而形成，这一概念因其承担者们的不同而呈现立体观照和多元化，因而可以记述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为了分析转折时期的家庭状况，在表述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家庭成员之间的差异方面，FI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概念。

之所以采用访谈调查的形式是基于以下理由。因为在家庭变动如此激烈的时代，任何关于家庭的先验定义都是不起作用的，所以预先设定好范畴的定量调查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重视定性调查，在调查的时候不使用演绎性的范畴，而是尽量采用“当事人范畴”。对于具有复合式家庭结构的家庭，我们访问了数名当事人，确认他们相互之间对家庭自我认同意识即FI的“边界定义”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预测认为对于非传统家庭的应有模式，如果FI仍然维持，那么在“当事人范畴”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家庭形象。

在叙述“家庭是什么”的多种论说面前，如果从建构主义的立场讨论，这个问题就会转换成以下的情况：即便无法决定“什么是家庭”，通过探求“人们把什么称为家庭”，可以逆命题式地弄清楚当事者在“家庭”这个概念上所寄予的价值和规范意识。我们发现：哪怕是隐喻，当事者在叙述自己与宠物或死者的关系时，表明说“（它/她/他）就像是自己的家人”，其背后隐藏着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有一种由命运连接的关系和二个真正可以信赖的亲密圈的心愿。

单亲母亲，要成为可以说是一种警诫的惩罚措施的对象，有着比单纯是累赘这一说法更为深远的、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法恩曼说，那就是为了对“自然的家庭”所代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软肋进行抵抗。

但是，我们必须无数次地重复如下结论：要创建女性哪怕是一个人也能安心生孩子、养育孩子的社会，并且要创建一个既不给单亲母亲带来社会耻辱也不对她们施加惩罚的社会。如果不这样的话，甚至少子化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吧。

我已经不想说梅棹氏的预见充满了把他自身对女性的尊重，欺骗性地说成是历史之必然的都市式的羞怯，以及故意让人们把文明史暗淡的未来发展趋势错视为“乐观主义”的、把里子翻出来作为面子用时的腼腆。我们在这里见证的是：这一位文明史罕见的“观察者”正凝视着文明史的并不一定光明的未来。而且我们也为这位知识“怪物”把他投射在其他文明史领域的透彻视线，同样等距离地转向“女性和孩子领域”的“家庭”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高兴。

通过缜密的解读而提出以下观点的，即倘若用女性的眼光重新阅读迄今为止由男性作家创作的、受到男性评论家高度评价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典范作品，那么其评价会颠覆，正是《男流文学论》。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要是翻阅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的系谱，一直到村上春树为止，男性作家连续写了成堆的厌女症小说。

事实上，主妇成为研究对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崭新的事情。我在自己的书中论述说“主妇是一个黑暗的大陆”，尽管她在那里是一个很巨大的存在，但又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不仅仅主妇作为“普通女性”不被视为问题，而且一旦进人家庭，在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哪儿也没有主妇的身影。如果是工作女性的话她们的健康状况可以通过每年单位组织的体检得以把握，但是主妇的话，她们是不是过度疲劳、有什么样的病等等情况甚至没有在统计栏目中出现过。

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从对公共政治史、事件史的批判出发，加强了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关心。历史并不会因为有日期的突发事件而改变，只会因更底层的无名之辈们的风俗和习惯等，慢慢地但确实发生了变化而改变。同时，家庭史的研究表明：社会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本身就是近代的产物，公共领域是通过对私人领域的深深的依存关系才得以成立的。斋藤的工作对于这个家庭史的新发现，也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的。

“下半身的领域”与“女人和孩子的领域”一道，作为最私人和最琐碎的东西，不仅一直被瞧不起在研究上其优先地位也是被看得很低的。性要成为重要的探究对象，就必须让人了解性是男女关系的核心和性关系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不把性当作窥探趣味的周刊杂志上的八卦新闻，而是放在报纸的社会版来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切断妻子和娘家的联系——这就是夫妻同姓的核心。为此，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1）认为一辈子只能结一次婚，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地位转移。 （2）为了让妻子娘家的影响力不能与丈夫家匹敌，要从比丈夫的亲属集团地位低的亲属集团中选取妻子。

对于留在私人领域的女性来说，“公私领域的分离”没有任何意义。女性们被留下来的“私人领域”，是一个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很小的核心家庭。这是一个除了丈夫和自己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成人的狭小领域。对男性而言意味着雇员化的产业化，对女性而言则意味着核心家庭中主妇的孤立状况。这种孤立，在与地缘社会断了根基的经常被调动工作的“转勤族”的妻子们中间，体现得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