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瞬间安静下来，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八字头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我在北京郊区周口店乡锻炼，天天打牌打哈哈，一年之中，只读过两本书，《红楼梦》和《大气功师》。心中没有希望，也谈不上绝望，常常不知身在何处，总困却又时常睡不着，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的激情与理想都已不知魂归何处。

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不管是怎样的日子，不管是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日子，只要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迹，回忆时便总是夹杂着一种温情。 命运的改变与机遇的获得，是从一件又一件小事开始做起的。 输过便会在今后的竞争中拥有更大的平常心，输过便真的知道，面对竞争，我们不 能天真的只抱赢的念头，也要在心里作好输的准备。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经常听到人们说：真遗憾，我知道有很多好听的好看的，可是太忙，没时间。我总是替他们可惜，如果时间不是“浪费”于好听的与好看的，人又怎么可以看到自己的内心，时间又有何意义？“忙”，才是对生命的真正浪费。所以，还是放轻松，慢慢走，欣赏吧！

批评给了我批评者的眼睛，我却一直用它寻找温暖。如果不是如此，批评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监督又有何意义？

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哪怕早一天。

又一天，翻阅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的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的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的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间的绽放，之后，只在凭吊中使用，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 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走的太远，别忘记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

我们可能还得适应，有些人不喜欢中国，更多的人开始喜欢中国，但绝对的人都喜欢中国人民币。 情感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国外的朋友玩得比我们好。经济利益面前，夸你甚至夸张地高估你都正常；政治利益或偏见面前，骂你甚至没道理地骂你也正常。 我们都要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这注定来到的复杂局面，别被夸得找不到北，也别被批评得乱了方寸。如何面对世界，其实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全新课题。甚至从某种层面说，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中国走向打过的一个考验。或者说，它就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一部分。

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 如果你没什么实力，与人家没什么关系，估计表扬没有，批评与示威也同时没有。有时，成年礼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场面，要适应，还要面对，这阵势，恐怕只会是越来越多，伴随着大国崛起的各个阶段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2010年夏天，中学毕业二十五年聚会，酒席上，轮到我发言，我和同学掏心窝子说了这么几句：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所以，谁都得知道自己是谁，而同样的，所谓名人，首先或本质上只是个更多人知道他名字的人，有好有坏、被更多诱惑也被更多约束的人，走得远不远，看自己的造化了。

总听到有人说：做记者的，要替人民鼓与呼。我并不喜欢这句话。你凭什么“替”啊？大家都是“民”中的一个，“人”中的一员，说实话就好了。

我太理解这骂声背后的爱国主义，因为几乎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有一次与青春荷尔蒙有关的爱国主义激情爆发，像成人礼，也像与这个国家建立休戚与共关系的仪式。

至于被骂，不重要，做了主持人，我就是“骂大”毕业的，更何况，中国的民主进程，注定会有很多人在被唾液淹没的过程中慢慢进步，那么唾液中的人，加我一个。 民主的一个核心，是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也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力。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任何好与不好的信息，都要拿着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道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的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号，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

不过，面对莫斯科，已不像1993年面对蒙特卡洛。那一次，我们似乎并没有准备好落选，有一种毕其功于一役以及非我莫属的孩子心态，一票之差，让2000年奥运属于了悉尼，也实实在在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心平气和的课。争奥运的赛场，胜败乃兵家常事，在这个世界上，可不都是赢！ 而这一回，面对7月13日的莫斯科，我能感觉到更多人想赢不怕输的心态转变。其实，这心态的转变正是成熟的一种标志，甚至，可能正是最后北京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

过去认为很敏感，避之不及的事情，一旦用自信支撑，脱了敏，它也就再无力量。我在想，恐怕不仅我个人，对于媒体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都是如此。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

如果让人感动的人，负责获奖，而让人愤怒或者厌倦的人们，却获得利益，那么，感动，又有何意义 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立下无数誓言，后来，困意来了，我们关掉电视，沉沉睡去，只是不知道，那些咬紧牙关许下的承诺，我们是否，还会在醒来后想起？ 感动，真的有用吗？

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为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手术台，最后累到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持着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的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