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杨绛传

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杨绛不像她父亲年轻的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杨绛的童年时期，面临古老的中国在20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她出生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也积极投身于一系列革命运动。杨绛出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反动专制统治，也同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其时，旧的王朝终于风吹雨打而去，而民主与科学的大纛所揭橥的救国救民的道理和信念日益深人人心，形成了社会性的思潮，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乃至发展之路。这就是杨绛出生前后的社会现实。

与杨绛同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杨、费两人不仅是中学同学，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是同学，交情笃深。晚年，费孝通因病住院，杨绛前去看望。在旁的医生，听说他们的这段同学情缘，惊叹说：“有缘，有缘。”这可算是一段文坛佳话。

钱锺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一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等。这年夏天，她和钱锺书在苏州订婚。

这篇散文（《阴》）由景及人，丝丝入扣，似写意，又似工笔。 杨绛出手不凡，她的文学成就，已然起步，且起点不低，她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 杨绛步入剧坛，并非偶然，这是来自她对都市小市民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体验的积累。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正是引发剧作家灵感的渊薮。……杨绛恰如其分地掌握了喜剧的技巧，充分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十里洋场中的小市民生活的灰色平庸，杨绛十分熟稔，剧作深入地表现了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尷尬，剧中人物身上的喜剧因素，折射出五光十色的社会万象。

在北京逗留期间，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之一吴晗，有意请傅雷留在清华大学教授法语，于是央求杨绛夫妇从中说项。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想教美术和美术评论，可是清华大学不设这门课。这样傅雷就没有留下，又回到上海，继续他的翻译生涯。不过他们几人的友谊依然保持着，只要有机会，还是抽暇见面。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条件下，杨绛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晴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绝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多年之后，杨绛在文章中写“文化大革命”时女婿自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动声色，巨大的留白，巨大的悲恸。光想想，便令人毛骨悚然。这不是常人能达到的境界。因而可以说，真正平谈至极的文字当属杨绛。

在杨绛眼里，钱锺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在杨绛的记忆中，傅雷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们互相交往，一起品文谈艺，一起探索……然而，这极有价值、极富意义的交往，随着翻译家的含冤去世而终止。

杨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蔚为大观，特别是散文创作较之40年代有了很大的突破。80年代她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都浑然一体，竟无矫揉造作，一切似乎都在不经意中完成，正应了一句古诗“庾信文章老更成”。读杨绛的散文，恰如品味一壶明前龙井，清雅、醇和、隽永，令人难忘，回味无穷。 杨绛的散文，开创了新时期散文美学的新天地，文章表现出的静观的态度，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的“静穆”，可有一比。

杨绛发自内心地说：“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锺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锺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我们的钱瑗》自推出以后，即重印了好几次，它是继杨绛的《我们仁》之后，对钱家的再次关注。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反映。

杨绛有个窍门，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尽量利用不同的身体器官，做不同的事情。比如，吃饭的时候听广播、看电视，看书的时候在桌子底下打毛衣。另外，她还要利用零碎时间，做零碎的事情，积少成多，就能做出像样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