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冲击

虽说曾有一时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号，而其意识形态，正由于它是意识形态，反而只是起了掩盖历史发展真相的作用——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战争的记忆是作为一种痛苦与悲惨的要素而存在的。同时，当它与意味着努力从其中摆脱出来的那种奋起感觉相连时，它在孕育反战和平理念的同时，也有可能走向对战争的美化---痛苦与悲惨的记忆所具有的＂生活性＂使得这两种立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阳明学在社会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使朱子学从以官僚为本位的道德治世之学转向以民间为本位的道德秩序之学；换言之，可以说这是把儒教道德从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之学扩大为民间的日常性生活规范。

就我的认识而言，一般所谓的历史的视角是一个有＂时限＂的东西，而不是普遍永恒的。就是说，它是应某个历史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然后又从那种历史需要中脱离出来并结束其使命的东西。

在此，叙述者的意图被给定的前提所束缚，事实也被限定在给定的框架里，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仅仅限于公司历史或者社区历史。在历史学领域里，常常出现历史学家无意识地服从于某种既定目的意识的情况，或者历史学家会把某种通行的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作为既定的标准。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向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叙述中意图的自由存在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而历史的时间决非是均质的，它充满了紧张与变化，在某些时点上达到高度的浓缩，在另一些时间流程中却是松弛而缺乏张力的。假如我们仅仅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叙述历史，历史时间的这种性质是无法呈现的。

这个旁观者历史学家的意图，其实不过从属于前行的火车亦即时间的序列而已。他忘记了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自由意图的功能。为了不引起误解，我要在这里强调一句：我在此并不是说反对描述历史风貌，我说的是，历史学家不应该被历史风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和想象力。

我不能满足于按照王朝更迭的顺序罗列变化的历史风貌，那是因为我坚信中国历史中不仅仅充满了诱人的景致，也具有着使这些景致得以成为景致的"历史的动力"，换言之，中国的历史也同样是"动力的历史"。我的这个信念逐渐转换为对中国历史研究中偏见的不满，从而铸造了我本人历史研究的意图。

对于我来说，这跃动着的客观性正是历史的客观性所在，也就是历史虚构的真实性所在。

第一，由于研究对象的范围是从历史整体中作为独立的一部分而截取的，这个部分从与整体关联的角度看，总不免带有某些缺失和扭曲；第二，即使这个部分仅仅被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组合，还是很容易在与整体结构所不同的构图之中被组织起来，因此，它并不能真正成为历史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有人问我，对于我个人而言，发掘中国历史结构的意图是什么？那么我将回答说，我希望把中国历史叙述中所包含的上述各种歪曲纠正过来，并与造成这些歪曲的世界上的偏见、歧视、扭曲等等不公正的状况进行斗争。我认为，世界上的偏见等等并不仅仅限于种族和民族歧视这样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感觉，在知识生产领域，它们也乔装打扮，渗透到人们的认知方式里面去，并且血肉化到使得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偏见的程度。特别是在亚洲研究的领域里，依靠西方视点而结构历史这样一种偏见已经落实和固定化到了教科书的层面，偏见的再生产是相当严重的。

作为历史叙事的虚构，已经被以这样的方式建构，打破这积累如山重重如障的叙事和虚构，决非一朝一夕的容易之举。如果就这样认同现实不闻不问，那就是在事实上参与和助长这样的偏见，我希望，至少在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警惕的人们中间，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着手摸索另外的可能性，不忌惮错误与失败，创造更具有"本来样态"的历史虚构。

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一直以欧洲的“近代”为视角蔑视中国。其蔑视中国的强弱程度被作为衡量日本“欧化度”高低的尺度。日本人不是通过与欧洲相比，而是通过与中国相比来测量自己的欧化度的。甚至可以说，蔑视中国成了日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对日本而言，中国的有用性不该仅限于此吧。如果我们努力，也可以发现一个在诸多方面与欧洲历史脉络相异的中国，并能以此为媒介使我们内在的欧洲视角相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