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对于有志者来说，搓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 “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中国的事，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宽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何必独着急？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们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公民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这就是张宏杰给我们呈现的曾国藩，一生都活在矛盾和冲突中，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写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一直是曾国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要对同事、下属推心置腹

平时多说些正道、实话，不怕说得多，时间长了，大家自然知道为大家好。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但是不能把恶意攻击别人当成直率，特别是不能在背后谈论别人的短处。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的国落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 告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 E、戊午大海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 ，故自攻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

刘忆江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人从昏怠状态中挣扎出来，就如同青年人赖床一样，开头最容易反复。最好的办法不是在一边轻声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开被子，在他脸上泼上一盆凉水。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选朴实山农。比如“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比如实行厚饷和长夫制度。这些创新，都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此制度基础。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 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洁，而预自缩手也。”

他以前对战争中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 ，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 ：“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询外为人。” 他读书有愚公精神，强调“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 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一点一滴地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合同”之人把臂周旋？

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第三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 之身”。最后是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人际交往中凡事不能太计较，分得太清楚。

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之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着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人从昏怠状态中挣扎出来，就如同青年人赖床一样，开头最容易反复。最好的办法不是在一边轻声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开被子，在他脸上泼上一盆凉水。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