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建筑

…… 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理性已经没落到被视为本身就是个非理性选择的地步。这场“危机”本来就和本世纪初表露出来的“数学的危机”相结合。

但如果对所有真正理论的探讨都属于数学家的研究领域，那么留给哲学家的东西还有什么呢？ 西方知性中重要的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这是人们在面对模糊、多样的生成时，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很明显，它只是危机中的一个选择而已。 但是以当今的语境而言，正如计算机所代表的那样，“形式主义”已经完全包围了我们的日常世界。作为对形式化的浪漫反抗而被提出来的直觉、情感、自然、生命、生活世界已经失去了前景。

控制论通过差异=信息的观点观察所有事物，从而使物质与生命、动物与人类等传统的二元对立失去了效力。在哪里人们无法再先验地、特权地探讨“精神”以及“人类”。

在任何有机体内，过度的规划以及与内在要素的解离，就是将来毁灭的最初征兆。解离在社会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在个人中则是分裂症以及日益迫近的自杀的征兆。

零因素……在不具有任何差分性质、不包含任何恒常音韵价值这一点上，与所有其他法语因素相对立。此外，零因素以不让音素缺场作为其固有的功能。“ 原本发明于印度的零，在珠算中是对不拨算盘珠时的一种命名。如果没有零，就无法区别205与25。也就是说，零是以”不让数字缺场作为固有功能“（列维斯特劳斯）…… 只要回顾一下二世纪西方引入零时所引发的恐慌，就可以明白印度所以轻易地接受了零，并非与”空“的思想无关。

维特根斯坦的不妥协式完美主义丝毫不意味着他决定、制造一切。相反，没有人比他更加清楚，这个建筑根本上就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产物。 越是认为建筑是作为理念的设计的完成物，就离实际的建筑越远。建筑是与顾客的对话、对顾客的说服，是与其他员工的共同作业。即使最初有设计，但在实现过程之中设计会不断改变。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与边进行边修改规则并最终成型的游戏类似。

任何一位建筑师无法提前进行预测。建筑不可能离开语境，它是一个事件。……柏拉图称颂了作为隐喻的建筑，却蔑视现实的建筑师。这是因为实际的建筑或建筑是暴露在偶然性之下。但是这种偶然性并非指与作为理念的设计相比，实际的建筑是次级的或者总是被瓦解的物质性的东西，这种偶然性是指建筑是不与他者（顾客）交流就无法决定设计。建筑师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交流，而且毋庸赘言，是与没有共有规则者之间的交流。

希腊思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化论（becoming）式的，认为世界如同生命一般成长；来说有一类是制造论（making）式的，认为世界如同艺术品那样被设计而成。

用各自不同的材料大致可以制造出相似的物体。水壶不管是玻璃制的还是金属制的或者是陶土制的，它们的形状几乎相同。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水壶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往往会被忽视。不仅如此，当我们再度检查人类手工制造的物品时，我们会发现整体的形状不如部分各个内部结构那般复杂，并因此产生不平衡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秩序引发了无秩序的感觉。我记得以前我层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连队队列时呈几何学整齐图形，但构成这一图形的每一个要素是每一个个人，这个要素远比整体来的复杂。

即，用某一词意指某件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新的状况下对词语的所有使用，都不是正当化的、有根据的，而是在黑暗中的跳跃。

柏拉图赞扬作为隐喻的建筑师，却蔑视现实中的建筑师，因为实际的建筑或建筑师暴露在偶然性之下。但这种偶然性并非指与作为理念的设计相比，实际的建筑低一个层次，并且总是处于瓦解之中。这种偶然性是指离开与他者（业主）的关系，建筑师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设计。他们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一种交流。而且无须赘言，这是与并不共有规则（体系）者的交流。

西方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对建筑的意志的东西。它被不断地重复着，每逢危机就会再起，而其“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语中，建筑（ar-chitectonice）一词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语，意思是“architectonice”的“techne”。而“architec-tonice”则是意为“原始、原理、首位”的“arche”与意为“工匠”的“techton”的合成词

西方知性中重要的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这是人们在面对模糊、多样的生成时，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

“在任何有机体内，过度的规划以及与内在要素的解离，就是将来毁灭的最初征兆。解离在社会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在个人中则是分裂症以及日益迫近的自杀的征兆”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缺陷在于，它的直线以及点无意识地依存于知觉或者自然语言。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所带来的，是数学不依存于真实存在以及知觉的认识，此外，它是作为努力使形式化更加严密的结果而产生的。

哥德尔指出的所谓“自然数”是指能够言说其自身的数，这也可同样用来说明“自然语言”。即所谓“自然语言”是能够言说语言的语言。人们曾尝试将自然语言形式化，但其实这种尝试本身正是通过自然语言才成为可能的。自然语言以及自然数当然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制造之物”。我重申，我们所说的“自然”并不意味着非人工。它是人类制造的，但最终其制造方法不甚了了，或许更像制造了“人类”的某种东西。

最终而言，哲学没有历史。哲学，是一种除了毫无意义的反复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奇妙的理论之场。

无论是怎样激烈的颠倒，都可能仅仅以形式性的游戏告终，或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观念论也曾有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期和场域，唯物论也有过仅具保守“意义”的时期和场域。总之，哲学的“意义”无法在哲学的内部来决定。决定哲学的意义的，是哲学的“外部”，或者说是形式的“外部”。但是，“外部”只要被当作“外部”来理解，它就不是外部了。德曼所说的形式主义（=牢笼）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出口呢？

怀疑性的挑战所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事情：我内心的历史或我以往行动中的任何东西——即使搬出全能的上帝所能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无清确定我是意指加法还是意指，“quus”。

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就是“全能的上帝”也不可能知道与他者关系中发生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他者”无达被“上帝”替代。这是因为“全能的上帝”不是他者，无非是自我想象的全能化而已。

越是认为建筑是作为理念的设计的完成物，就离实际的建筑越远。建筑是与顾客的对话、对顾客的说服，是与其他员工的共同作业。即使最初有设计，但在实现过程之中设计会不断改变。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与边进行边修改规别并最终成型的游戏类似。

同样的，被称作，“数学”的东西也是无法中心化的多样化体系。当然，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从数学像其他诸科学那样与多样性的“自然”实践性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多样性。多样性源自对无法内化的他者的承认。维特根斯坦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在于形式主义对他者的他者性，换句话说，与他者关系之偶然性的排斥。无法形式化的，是源自他者的偶然性，是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预测的偶然性。我们毋宁将其称作“历史”。

因此，认为规则可以明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与内化的他者的对话即自我的对话。 比如，我们认为如果某个人“遵从规则”，就会被共同体接受。就像只要遵从英语的规则，就会被讲英语的共同体接受那样。但是，维特根斯坦把这个命题更改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对偶”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不被共同体所接受，则此人被看作“没有遵从规则”。这一小小的变形是划时代的，但绝非容易理解。

共同体内部的劳动不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质”。它不是劳动的一般特性，而是商品交换赋予劳动的特性。因此，这一“社会性质”不是在劳动中，而必须是在商品交换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所进行的交换中发现。 比如，某个商品与货币交换后，又可用该货币购买其他商品。换句话说，所有商品都可以通约（按照一定比率）。这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因为任何商品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包含着人类的劳动。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是因为交换，才具有“共同的本质”

前面我说过资本为了确保差额（剩余价值）必须不断地进行差异化，这意味着技术革新依靠的并非进步之意识形态，相反，进步之意识形态不过是资本运动的结果而已

不仅如此，当我们再度检查人类手工制造的物品时，我们会发现整体的形状不如部分各个内部结构那般复杂，并因此产生不平衡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秩序引发了无秩序的感觉。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连队列队时呈几何学整齐图形，但构成这一图形的每一个要素是每一个个人，这个要素要远比整体来得复杂。同样地，人们在制作家具时，会打乱树木的结构即劈开或粘合树木的断片，却不太在意树木的内部结构。树木提供了坚固的要素，从人们将其组装成物并赋予形状、轮廓线的关系而言，这个要素是没有变化的。 (《关于艺术的考察》)

“声学领域内的当代专家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与困惑：为什么人类的耳朵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多至难以察觉的众多语音？然而此时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是否单纯只是听觉能力的问题？不，根本不是！我们在话语中确认的并非只是声音的差异，而是语言使用习惯上的差异......”

越是主张建筑师设计理念的完成物，就会离实际建筑越远。建筑既是与业主的对话，也是对业主的说服，同时还是与其他工作人员的共同作业。即使当初有设计，在实际的完成过程中也会不断变更。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建筑就像是一个边做边修改规则并最终成型的游戏。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无法对建筑进行事先预测。建筑不可能与语境分离，它是一个事件。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的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他倚重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又借用解构主义的思考理路和分析工具，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如“差异化”、“他者”、与“外部”等观念以及整个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形式化”倾向所作出的独特思考，大大地丰富了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内涵。…… p16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