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与田野间

西方人倾向于把人际关系看成交换或者互惠关系。换言之，搞好人际关系是个手段。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不如老年后，我越发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一点。我觉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过好一生至关重要。人生在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亲人、朋友和所交往者提供帮助和方便，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如果把这当成手段，那什么才是目的？哪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目的呢？

作为老师，作为过来人，我还是有个忠告：好的田野工作才会有好的作品。田野工作深入与否，在论文和作品中一看便知。做好田野工作就要准备长期吃苦。现代交通方便了的，但人长时间留在田野里却更难了。面对这种情况，我要重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即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从经验到新知的不二法门。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是所谓原始民族无文字民族或简单社会。当然这个他者也是根据自我来构建的。不同的自我有着不同的他者。例如，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研究汉人社会可能会是社会学研究，而对外国人类学家而言，这种研究又属于人类学范围。用句公式化的话来说，己方的自己就是他方的他者。这里面的道理不难明白。而明白了这点，实在可以澄清一些不小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国外对中国社会学感兴趣的多是那里的人类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

我在50年代初期，通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能够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需要。我对于能够利用从旧中国和外国学得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知识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感动高兴。原始社会史研究在这里不仅是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体现了它的应用性，为我们的民族工作服务。我在与苏联同行的接触中，重新体会了自己以前所做学问的价值，有了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受到全国人民的敌视。这种敌视也扩展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因此，苏维埃学派对西方民族学各种理论的全面批判，也能引起我们在感情上的共鸣，虽然这意味着否定我们自己多年沿用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但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使我并无抵触情绪，相反却很虔诚地努力学习苏联民族学的理论。

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一代学人以爱国之心和民族平等的高尚愿望，配合政府的工作需求而做出的成绩。我至今对于参与这么重要的工作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