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

十年前，一个朋友曾对我说：何必迷恋古代文学呢——它们和现代生活全不相干。朋友大概不曾想到：或者我们说，古代文学和现代生活最相干；或者我们说，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根本也全不相干。没有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不是写现代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不比此时此刻我面前一杯微微冒出热气的咖啡更虚无或者更遥远，也不比去年夏天园子里开过的一朵花，比齐心协力的爱与恨，更真实。

文学与哲学都是游戏，和小孩子在大海边用尽全副精神气力满怀喜悦地堆起一座沙堡无根本不同。贤人君子给了游戏一个恶名，真是可惜。或以为游戏与正经是两回事，也是误解。游戏的能力，和笑的能力，标志了人与兽的区别；但也只有严肃的人、有力者，才能游戏。否则，就不是游戏，只是油滑与轻薄。

我们当然注意到诸如“教堂”和“灯芯草”这种字眼的异国情调。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如果要作新诗，一定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

也许竟不是京洛多风尘，而是诗人太在意风与尘的分别了。

在《红楼梦》里，洁净与腌臜的界线常常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它们之间的分别。

然而界线的设立，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逾越的。风与尘总是结伴而来，这是世界的本性。陈与义的愿望——在不完美的世界里渴望完美——反映出来的是人性，因此仍然有其魅力，但是，倘使一个文化有系统地洁癖下去，最终恐怕只落得一个妙玉的结局。

…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有一种非个人化的素质，哪怕是那些赠给亲密朋友或者爱人的诗，听起来也好像是面对着黑压压的、没有面目的观众所发表的独白：一方面具有奇异的公开性质，一方面却又散发着强烈的孤独气息。

我以为，旧诗与新诗相比，其特色根本不在于它的音韵与格律，而在于它的字句排列的顺序，以及这种特殊的字句排列和组织所造成的意义的张力和意义的多元。

…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割裂形式和内容，在这两句诗里，我们已经看到：形式就是内容。 …然而对于现代中国诗，比喻（明喻与暗喻）的意象代替了字词的排列和结构，成为最重要的美学原则。

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暴力，在根本上体现了对透明度的追寻。…对于一个以公有制为特点的政治结构来说，任何具有私性的东西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必须用公有的理想和精神，淹没个体的声音。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里，不允许隐晦，一切都必须是透明的。

“文革”中的集体诠释行为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旦语言的透明性成为追求的目标，它就变得不再可能。

有些批评者以为杨绛的回忆没有能够描述出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残酷性。这样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批判“文革”的作品，本身正和“文革”批斗会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把这样的文风成为“文革体”，它的特点是夸张的修辞，戏剧化，极端化，充满道德判断，缺乏自省，毫无幽默感。革命可以大笑，可以冷笑，可以嘲笑，但是没有微笑。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幽默的反动。

佛教徒相信来生，但是来生是对小说叙事的反动：一部书必须有头有尾，但是假如一切都有前因后果，那么，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除非实现涅槃。

人性自古至今，并无太大改变，但是，人们总是把决绝和激情错置到一个过去的时代，而喜欢把自己的时代，怀着轻蔑与骄做，描述为灰扑扑的，深通世故的，苍凉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人，反倒又把郁达夫的时代，当成了浪漫纯粹的巅峰。

宋孝宗干道淳熙朝，1165-1189

一个善良的人，娶了一个善良的妻子，两个人不愁吃穿，他满足于她，她也满足于他；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谈到阿拉伯古典文学，不能不提到伊贲·哈赞，中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学者和诗人，苏轼的同时代人。 《鸽子的颈环》写于1027年。这是一部奇艺的著作。它描述了爱情的各个方面：它的性质，表征，源起，过程，直到它的终结。…哈赞让我想到庾信，想到张岱，也想到《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许，正因为这部书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即使在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候，它的文字也还是具有一种优美而宁静的力量，就好像柯尔多巴开在十二月的素馨花，散发着寒冷馥郁的芬芳。

…“尊敬的陛下，那么照您看来，谁才是天下最快乐，最幸福的人呢？” 他答道：“一个善良的人，娶了一个善良的妻子，两个人不愁吃穿，他满足于她，她也满足于她；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故事最后的话，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击壤歌》。天下大治，百姓无事，田间老父击壤而歌，观者叹息道：“大哉帝德！”老父回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手抄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性和芜杂性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简直可以说我们并没有——举例来说——“杜甫”，我们有的，只是“杜甫”在抄写者和写定者手里的变形。

因为慈悲，所以对人物有理解，有温爱，也有幽默，有距离感。

在小说叙述里，作者不容我们过分地惊艳：王婆，古典戏剧里戴着丑角面具的死神，已经在一旁窥伺着了。但是在专注于刹那印象的诗词里，我们用不着管那么多。此时的潘金莲，还是画在雪白照屏上的一朵新鲜芙蓉，还是第一次，她主动喜欢了一个人也得到那人的回应。…因为那人走去了又回头，回了头还是走去了，借用废名的话，是留下未摘一朵的红花之山，“没有一点破绽，若彼岸之美满”。

“这潘金莲，次日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 …一样是帘下看人，却已经隔了一部巨书，八十余回，数十万字，已经隔了一生一世。然而这痴心的妇人，竟还是只知看人，不知看己。… 倘使没有绣像本那首妩媚的词，这“依旧”二字，便不一定蕴涵这样大的悲哀，这样令人震动的力。…

…换句话说，幽默性不是恒定的，它既非完全取决于作者意向，也不是文本内部“客观”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存在与否决定于观众的反应。因此，我们说，幽默，或者笑声，是一种具有历史性与文化性的现象。

…劝农是一项，如郑玄所敏锐意识到的，标志和固定了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仪式；在读者的笑声中，社会阶层等级差别得到了加强。

在《赵氏孤儿》和《八义记》里，村居乐出自农人之口；在《牡丹亭·劝农》里，村居乐却出自老爷之口。把“知识”从农人转移到老爷，农人显得更加天真淳朴，这既符合士人对农人的想象，又严明了官民之间的身份界线——而那正是劝农仪式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农人从自知其乐，到乐而不自知，太守从《赵氏孤儿》中的不知民乐，到《八义记》中询问为官乐还是为民乐，再到《牡丹亭》中成为唯一的知乐者，分明可见文人传统的影响。…

…其实，在世上操持各种行业的人里面，农人大概是最富有时间观念的，然而，农人的时间紧迫感，和深闺中少女的时间紧迫感（“吾生于宦家，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虽然表面相似，却有本质的不同目：农人的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如那《八义记》中老农所唱：“一年一度过时光”）；怀春少女的时间却是直线型的（如那柳梦梅所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花落不再，水流不回）。空间和时间意识的差异，定义了《牡丹亭》中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是平行的，但是，没有机会交叉。

很多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又远远超过了对文学的兴趣。因此，在汉学研究领域存在着许多其他文学研究领域中看不到的奇特风俗，比如我从未听过一个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必得热爱西班牙，访问西班牙，或者必得在西班牙生活一段时间并熟悉巴塞罗那方言。当一个文学研究者对所研究文学的产生地比对研究文学更有兴趣的时候，他的研究便颇有耐人寻味之处，而这种情况绝不是西方汉学界所独有的。

…古典文学学者对于现当代文学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大家总还是说情景交融、平淡悠远，或者伟大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的话，不发明一套新的阐释语言，那真是很对不起我们的文学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