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一生

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人自己是不可能为生活找到一个意义的；它超出了人的理性。人只能对自身，对自己的灵魂具有力量。执着地付出忍耐、谦恭、庄重、冷静，才得以重塑自己的心灵。也许，只有这一点，是契诃夫所能确定的东西。

所有和契科夫有过密切交往的人都会说到他身上某种像水晶一样经久不变的冷漠。“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几乎中了一种厌倦、冷漠和敌意的毒。他能够善良、慷慨，但是没有爱；温柔、殷勤，但是不眷恋。契科夫一旦认识什么人，就会邀请他到他家做客，请他吃晚饭，招待他，然后，他又会在信中怀着冷漠和厌倦来描述这件事。”

爱德蒙·雅路曾精准地指出，莫泊桑最好的小说的败笔之处，就在于它们牵强的特性，即竭力想达到某个顶峰，实现某种效果。[…]而契诃夫则渴望营造出音乐流淌般的感受。他小说结尾，或多或少，都带有清亮悠远的回声。

是否有那么些时候，他会想起他曾经轻率许下的誓愿： “……如果幸福日复一日，每个早晨都相同，那我会受不了的。我保证成为一个出色的丈夫，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给苏沃林的信，一八九五年）

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空地中央，仿佛被遗弃在“一个小型的西伯利亚”当中。全家人很失望。没有人能理解契科夫的快乐，不过，长久以来，他们就不再试图去理解他。然而，他自己则很满意这所孤立的宅子。 他起得特别早；他劳作，不仅是脑力劳动，还有体力劳动，后者对他来说是新鲜而美妙的。他亲自清扫院子，把厚重的雪铲进池塘，敲碎坚冰。在这块庭院里，他渐渐营造出一所花园，他种植果树，点缀玫瑰。

“……如果幸福日复一日，每个早晨都相同，那我会受不了的。我保证成为一个出色的丈夫，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

描绘起农民或流浪者质朴简单的性格，他的手法格外出色。但当他把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时，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这时，他的故事背景就不再那么令人惊奇、不再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诱惑[…]他们的交谈往往流于肤浅，他们的欲望和梦想只是虚构，不切实际。契诃夫缺乏托尔斯泰所具有的那份极高的天赋：从特殊中发现寻常。当契诃夫描写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物时，他会感到一种胆怯；托尔斯泰无可比拟的宽裕自如正是契诃夫所缺乏的。

他们把这些女子送去给土耳其人做妾。某些时候，民众其实和统治阶级同样冷酷无情。

一名短篇小说的作者若是对自己的人物表现出同情，就将面临变得敏感而荒谬的危险。也许，他也没有闲暇纠缠于他所刻画的人物。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进入限定的环境里，沉浸其中，依恋或是憎恶。但短篇小说则好比是一座陌生的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着的门，刹那之间，旋即关闭。我们不禁想到契词夫医生的身份。他向我们展现的，与其说是一个记者的体验，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个医生的体验：精细的诊断，不带偏好之情，不怀侧隐之心，而是一份深沉的同情。

契诃夫无法忍受一切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解以及对话，争论的双方往往徒劳地努力呈现自己的想法，却从来无法完全地实现它，最后精疲力竭地发现，其实彼此都从未抵达过对方的灵魂。与其如此，不如放弃，不如沉默。

他们极少谈论是什么将他们分开。说那些有什么好处！随着他一天天衰老，作家变得越来越有所保留、有所节制。他既不愿抱怨，甚至也不解释他想要的是什么。所有的话语都那么虚假。没有人能理解他人。尤其应该避免喋喋不休、道德教化和夸夸其谈。全都是没用的。我们孤独地死去，正如我们孤独地活着。沉默是金。应该全盘接受并默默地服从。“忍受，并且沉默……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你觉得怎样，都沉默再沉默……”

正当此刻，一只巨大的黑色夜蝴蝶飞进了屋内。它从一面墙飞向另一面墙，然后一头扑向点燃的油灯，缓缓地坠落，带着燃烧的翅膀，再度飞起，盲目而宿命。而后，它找到了敞开的窗户，飞向温柔的夜，消失在黑暗中。而契诃夫，停止言语，停止呼吸，停止了生命。

塔甘罗格中学一如这个国家和这个年代所有的中学。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迫害、恐怖谋杀的时代。在每一个正在成长的小学生、每一个未来的大学生身上，政府仿佛都能看到爆发革命的危险。再没有比苛刻的纪律更愚蠢的东西了，它恐惧一切革新、一切自由，只有冷漠和猜疑……革命成为一场激情的游戏，而他们却企图通过荒唐的戒律，通过一整套复杂的告密系统，来平息青少年的骚动。教师不只监视学生们的“政治观点”，而且还监视其他教师。

农民的身体和生命没那么矜贵。再说，契河夫家族从地主手中赎回人身自由，还只是不久前的事。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对待身体发肤才这么随意和粗暴，就像野蛮人以破坏精致的机械战利品为乐。安东的祖父出身农奴，但他一步步地坐到了总管的位置，还攒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在农奴解放之前，他就赎买了自己和家人：每人头七百卢布。农奴叶果尔・契诃夫就是这样从他的主人手中赎回了自己和他的四个儿子。还剩一个女儿，他存的钱不够赎她了，但是老爷发了侧隐之心，把她也顺道发放了，就好像买十二枚土豆时附赠了一枚。只

这个小家伙正一天天地独立起来，沙加想。他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独立：他既不像伊凡那样冷漠严肃，也不似尼古拉那般任性荒唐，他用超人的耐心和坚定抵抗着他人的影响。从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这种奇异的贞洁感，保护着小安东的心灵和意志免受他人的侵犯，就像少女保护自己的身体。

在俄罗斯，剧院也未能逃脱狂热的道德教化。人们乐于为那些善良、忠诚、坚毅、正直的人物鼓掌。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在聆听关于自由人类尊严和人民幸福的高尚演说中找到极大的满足感。而他们本人却可以不必受良心的检验；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生活，生活在懒惰、冷漠、自私自利和斤斤计较当中。他们也想象自已押击当权者，开罪政府，从中得到许多无伤大雅的快感。戏剧的观众从来不喜欢真实，而真实，正是年轻的契词夫试图向他们展现的

人们不会像欧洲的读者那样，含含糊糊地请教：“我们是谁？”他们会焦虑地追问：“我们将何去何从？”而所有作家都在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最后的叙事的时代，完美并且感伤…

几年之后，在巡演之际，她去克里米亚半岛见了他。她给他寄过相片，还在上面加了几行字（是尼娜在《海鸥》里说的一句话）：“曾经的一切是那么美好…生活是多么明净、温暖、愉快、纯浩，心情仿佛温柔优美的花儿在绽放…”

现实中（除了一些特殊时刻之外）鲜有大事。读者正是在这些平凡庸碌的生活，单调平淡的日子中看到了他自己。他认出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因为若真有变故加身，那个主人公往往不会是他。也许，真实的他，就只是在平静和无聊之中度过。

或许，如果灵魂彼此已经重叠到没有缝隙的程度，任何形式意义上的相遇都不再重要。这话也应该送给译者——我想，这个“混合着玩笑、伤感、平静的失望”的契诃夫是属于契诃夫自己的人物，是属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人物，也是属于译者的人物。月亮一般的契诃夫不需要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在灵魂没有目的、不时刻相随的彼此接近中，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不把我们送入疯狂的希望。

这种敌意的原因是多重的：人们爱契诃夫爱得太多了，他们自己都对这种爱感到了疲倦。人们嫉妒他：他如此年轻就得到了这般名望！有些批评家尖刻地指责他自诩天才，而其实不过是个走了运的年轻文人”。

…如果幸福日复ー日，每个早晨都相同，那我会受不了的。我保证成为一个出色的丈夫，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给苏沃林的信，一八九五年）

作为独立的象征，他不再去理发，任其在颈后蓬松生长。一簇初生的小胡子出现在他笔挺纤细的鼻子下面；他的面庞是典型的俄罗斯人相貌，而且很乡土气张基督受难似的脸，目光深邃温柔，但嘴角却带着一丝嘲弄。

有一天，他打扮成乞丐，穿过整个塔甘罗格，大摇大摆地走进叔叔米特罗方的家。这位叔叔由于心不在焉（或是乐善好施），就这么给了他三个戈比。真开心啊！他会在饭桌上即兴创作喜剧，他能天马行空滔滔不绝。这个小安东是多么懂得逗笑取乐！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那种负载着讽刺或寓意的“带泪微笑”，而是一种孩子般纯真和欢快的笑。

他们其实是不幸的，也许比我们还要不幸，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令他们承受苦难。罪恶的统治，就和今日一样；虽然尚不似今日这般，呈现末日灾难的模样，但思想的暴力、卑劣和腐败已然到处都是。和今日一样，这个世界已经分裂为丧失理智的刽子手和逆来顺受的牺牲品，但所有人都自私、狭隘、盲从和庸常。

这是最后的叙事时代，完美并且感伤，一个属于屠格涅夫的时代。

当我们在一部短片小说或长篇小说中凸显一个主人公或一个事件时，我们其实会把故事变得贫乏；而现实中的复杂、美丽和深刻，却建立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此在到彼在，从欢乐到痛苦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

他的致命的温柔也是一种武器，当读到契诃夫半是讽刺、半是严肃地写道：“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他猫一般的孤单本性了。

在后来的岁月里，安东也不时微笑着重复这句话：当他病了，别人催他多去休息，或者是有人说他写得太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这样多产，而应该对艺术怀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耐心，他就会半开笑半带伤感地说：“可是你知道，爸爸妈妈需要吃饭。”

在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见那个真正的契诃夫，带着温柔而忧愁的微笑。一八八二年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感伤的埋怨：“第一场雪下过了，然后是第二场，第三场，于是漫长的冬天就这样开始，带着萧索，带着寒冷……我不喜欢冬天，我也不相信那些自称喜欢冬天的人。即使有月亮梦幻般的光辉，三套车，狩猎，音乐会和舞会，但冬天很快就令人厌倦了；它太过漫长；它扼杀那些不受庇护的生命、还有病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