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与波谷

简单说，“朝议”就是先民主后集中，臣工献策而皇帝拍板儿。

可以推知，秦政权很早就具有巨大的征发能力，民众也早已习惯于国家的役使了。兵马俑坑中所见庞大“俑军”，大量刑徒的使用，都富有“秦国特色”。学者荀子在赴秦考察时看到：秦人纯朴，很少声乐服饰的享受，“甚畏有司而顺”，民众生路狭窄而国家使民酷烈。纯朴剽悍又顺从官府，这真是专制和霸业寻求者的天赐之资啊！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正像今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或说中国古代实行“人治"，那不全正确：既存在着山积的法律，它们是被精心制定的，但它们又没法条条落实、兑现，这オ是传统中国的实情。由此造成了一种传统心理：法律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别当真。当然死抠条文、一丝不苟的方面，也是有的，而且是制度所要求的，如秦汉官文书中“如诏书”、“如律令”之类语词的反复出现所显示的那样。就算是舞文弄法、深文周纳，也得在法规之内上下其手。“不当真”和“如律令”看上去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官场就是如此，“官僚制的法”就是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学”特别发达。春秋战国百家并作，司马谈这样说他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诸子百家都是“以治为务”的，他们不作纯粹学问家，只在象牙之塔里探讨事物奧秘；却争先恐后地在救世治国上驰骋思绪，积极向统治者提供“治道”。统治者也会择善而从，尊崇某个学术流派，把家之学奉为“指导思想”。所以中国政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另一些古代国家会把某种宗教立为国教，不过宗教跟家之学、跟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政治”是很“中国特色”的。

法家的法术只是一种政治行政理论，黄老的道术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们都属于君人南面之术”，即由统治者自己掌握的统治术，而不是那种可以用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换言之，皇帝可以拿它们来对付民众，却不能拿它们来争取民众。所以在显示和宣传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法术、道只能让位于儒术。

在士林交游得名，往往比王朝官爵更能抬高社会地位，结果许多人索性三察不起，九辟不就。不应察举征辟的现象，成了汉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名士”和“品题”现象，使土林左右了社会的声望分配，并冲击了政府的传统文官标准，甚至使王朝选官听命林。进而“学潮”这种近代现象，居然也出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太学生、土人掀起了清议风暴，“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随即横遭“党锢”惨祸，为东汉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蜀汉不过四五十年，但“官族”在这里照样源源而生。这是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一种本能反应，可称“退行性政策”，意思是从大帝国的“法理型”政治形态后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了。

中国传统官僚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的不对称。朝廷颁授了大量官号，“官人”队伍非常庞大；但承担行政职事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若把职位定义为职事与权责的话，那么官号多于职位的冗余部分，主要是作为品位发挥作用的。而人员结构明显大于职位结构的情况，主要是在魏晋以下严重起来的。

玄学名土中的激进派，就走得更远了，甚至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发展到了“无君论”的地步。阮籍申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斥责“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嵇康“以六经为芜移，以仁义为臭腐”，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惮于“非汤武而薄周孔”。鲍敬言作《无君论》，赞扬上古无君之世，干脆把君主制说成是灾难与罪恶的渊薮。玄学激进派的矛头，直逼法术、儒术那最核心的东西，即三纲五常。

选官中央化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破坏，东汉那遍布郡县的生徒士人，大多销声匿迹了，京师成了政治文化重心之所在。汉代的土族多少具有地方性，很多活跃于州郡，而魏晋士族却是“中央化”了的，是在功臣、权贵及其子弟中形成的。这个圈子并不太大，而且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因此不仅普通士人，就连地方豪族也进身艰难，不容易挤上权势的餐桌了。所以士族权勢，并没有阻碍选官中央化，甚至依赖于它。即使是在门阀权贵把持方镇、用人自专的时候，形式上那些任命也应由中央吏部发出。

“爵—秩体制”及其所立足的政治结构和官贵成分，在两汉四百年处在不断地变迁波动之中。就品位结构而言，存在着一个“禄秩中心化”的进程；就影响等级结构的政治背景而言，存在着“文吏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士人化”的进程。

部分人不愿采用“专制”一词，出于对祖先的“温情与敬意”

文法吏与皇帝的结合，很容易导致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儒生士大夫与皇权的结合，则将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

“常态”指什么呢？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

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发展时说:“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于一度,愈积愈进。” 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超、朝的手段，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 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新的政治能量。

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正像今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官僚组织由官职和官员构成，人员是配置在职位上的。但只认为选官就是“为官择人”，即用合适的人员“填充”官职，不足以揭示传统选官的全部真相。因为“人员”也是一支官贵队伍，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统治集团。选官制是社会各阶层的求仕者成为官贵的桥梁，也是调整统治集团成分、分配或争夺权势利益的手段。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凡此种种，都是官府通过税收提取资源能力大大下降的结果，让官员直接占有人手和经营职田，就将淡化其行政雇员意识，它行政服务的报酬，反而靠他自己经营，靠自己去挣。政府直接经营以为着政府的异化，说明它由行政机构变成了一个生存组织。打比方说，假如公安部开酒店，教育部办餐厅，以此给公务员发奖金，那还是个纯粹的行政部门么？”

那么，仅仅从“古老的农村结构”中寻找士族的起源，就是很片面的。“官场”构成了另一个世家的摇篮。复杂发达的专职官僚组织，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空间——“官场”，它更为组织化、专门化，从而超越了原生的农村结构。官场中人可以获得更大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

“有蛮夷曰道”，“道”是设于少数族居地的县级单位。... ...西汉末道约有32个。

州闾编制与军队编制一一对应，二者存在这同构性。可以再度推断，集权性的军事编制，曾有促进行政编制集中化之功。

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有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正像今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战国的儒生就不同了，他们是体制外的文化人、思想家，自可驰骋思绪，想象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其对国家行政的理解，远不如法家深刻。

西汉儒生富于思想创造力和社会批判力，而东汉儒生却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

同时正朔服色都仍前代之旧，可知时人对三统五德说并不认真，往往以意为之，它为皇权提供不了太多观念支持。

魏晋以来三公变成了年高德劭的元老之位，南朝却经常用作少年皇子的加号。... ...可见世族与宗戚二者明显互为消长，而其背景，就是门阀与皇权在权势分割上，互为消长。

号称“甲族起家之选”的著作郎和秘书郎，为让贵游子弟利益均沾，著作郎、秘书郎只干百十来天就会升迁，好给其他贵游子弟腾地方。所以著作郎、秘书郎只是个标榜门第的资格，士族子弟要的就是这个资格。

今人所认定的那些“变革”、“转型”，... ...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的感觉来，他们依然作为编户齐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毕竟是古人而不是我们直接面对那个时代，他们对生活变迁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内。

梁启超早已指出：“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

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北方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在其与汉式官僚组织结合之后，能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