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乱弹

人们常说，“少不读《水游》，老不读《三国》”，担心的是少年人血气方刚，怕他们读了《水浒》，缺乏理性，失去控第模仿效法，闹出乱子，小焉者聚众斗殴，大焉者犯上作乱。但我自幼胆子不大，人也长得孱弱，或许是不自觉地在阅读中寻找一种代偿与平衡，至少从小人书走近四大古典小说，最早选择的却是《水浒》。记得是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正儿八经地读了七十ー回本的《水游传》，感动的劲儿似乎已经赶不上读小人书，虽然也还是少时，但其后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第二十三回说武松从沧州去清河县看望武大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猛虎。在北宋，清河是恩州的治所，与沧州同属河北东路；阳谷是郓州的属县，属京东西路，位于清河之南。故而武松南下探兄必先经过清河，完全没有必要再南行近二百里地，到阳谷景阳冈去打虎逞能。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相信不愿被开除国籍的国人，这三部小说都应该看过的。

是否合乎历史逻辑的真实标准，比历史细节的真实更为可贵。

宋元话本《赵伯昇茶肆遇仁宗》描写宋仁宗落扇的故事虽是小说家言，却也反映出折叠扇传人之初的特殊身价。故事说仁宗有一次微服出宫，上樊楼饮酒： 手执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倚着栏杆看街，将扇柄敲，不觉失手，坠扇楼下。急下去寻时，无有。 这里虽未交代扇子的造型，但从“将扇柄敲楹”推测，仁宗不大可能将团扇颠倒过来拿，以柄敲楹，而只可能将折扇收拢顺势做出敲楹的动作。这从小说后来交代赵旭交还所捡扇子的举动也可印证：

《水浒传》对发迹以前高俅的描写，并非都出自小说家的虚构，而有着历史的影子。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后录》里有段记载，就是小说的出处，好在不长，录其相关者，而略加括注：…… ……第四，高俅因结交徽宗而平步青云，其他从龙亲信也想援例，徽宗的回答最能反映这位风流皇帝的个性。在专制政体下，那些略有一技之长者，往往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就做上了国家领导人，徽宗的说法一步到位，也最具戏剧性。但这一细节却为小说所不载，未免有遗珠之憾，这也证明《水浒传》原创者确为阅读面不太广博的说书人。

文艺演出走市场化之路，远胜过吃皇粮的官办方式，在宋代就有了先例。

这位卖菜者原来身份应是种粮户，但早稻未熟，只能先种些菜到市场换米度日，却也遭到市人的嗤笑。这一细节也说明：第一，出售蔬菜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宋代相当普遍；第二，城市蔬菜市场需求量不小，是由各种渠道解决的，其中也包括一般农户出售有余蔬菜的途径。

舒岳祥乡居天台，见村妇中有专门卖菜的，有诗云： 卖菜深村妇，休嗟所获微。 芜菁胜乳滑，莱菔似羔肥。 橐里腰钱去，街头买肉归。 种蔬胜种稻，得米不忧饥。 这首诗反映了三点：其一，专业的种菜户在宋代相当普遍；其二，种菜户劳动所得胜过一般的种粮户；其三，种菜户通过市场行为在满足自身生计的同时，也解决了城镇的蔬菜问题。当然，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场，只能以规模化、商品化的蔬菜生产方式为其主要支柱。

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薐（即菠菜）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

私营大酒楼的那些私妓女点唤助酒，也只是伴坐而已，在阁子里是卖笑不卖身的，“欲买欢，则多往其居”。但个别中型酒店，则利用酒阁子做起了皮肉生意，酒色并举，两手一起抓。有一种叫作庵酒店的，就在酒阁内暗藏卧床，有娼妓在内，酒客“可以就欢”。作为标记，这种酒店门口的那盏栀子灯，不论晴雨，上面总覆盖着一顶斗笠。这种酒店在其他城市也有分布，大诗人陆游退居故里时，有一次从绍兴府郊外夜归，有诗抒写触目的对比：“空垣破灶逃租屋，青帽红灯卖酒垆。”

至于最底层一级的零售酒店，就叫作拍户，他们有指定的销售地界，在批零转手中获取点小利润。这种拍户销酒的经营方式，对官酒库与私营大酒楼扩大酒类产销，对国家增加酒税收入，都是大有好处的。据说，宋宁宗时上演过这样的滑稽戏，说临安府尹总想增加当地的酒税，临安府煮的官库酒卖完后，就从常州与衢州官库取酒销售。有一天，三个官老爷碰面，按惯例，京尹的地位远在州太守之上，但衢州太守这次不买账，常州太守问理由，衢州太守说：“他可是我们属下的拍户啊！”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宋代酒类专卖中拍户无所不在，其触角下伸到城乡的各个角落。

按宋元惯例，不论投宿当夜的晚餐，还是次日动身前的早餐，邸店都不包住店客人伙食的。旅客如欲解决肚子问题，可以借店方提供的器具自行炊煮，这种旅途自炊也称“打火”，故而当时也将小客栈称为“打火店”。“打火”既与客店投宿有关，还涉及旅途伙食的细枝末节，已非这篇专讲旅宿的小文所能容纳，姑不置论（参阅《打火》）。

“打火”既然与旅者饮食有关，“打火”也理所当然地用来指代食肆饭店。

“打火店”有时也称“灯火店”，元杂剧《对玉梳》第三折梅香说：“姐姐，早寻个灯火店安下也好。”有研究者认为，“灯”“打”乃一音之转，“灯火店”只是“打火店”叫别而已。

宋元之际，出门行旅已成社会常态，旅次饮食，短途者或自带干粮，长途旅客只能求助食肆或客店，这些店肆对行路客的饮食安排也有不同的业态。 不言而喻，在东京、临安等大中城市，在有些酒楼食店里，过路旅客应与当地吃货一样，只要埋单便能享用店家烹饪的现成美食。即便道途简陋的小食店，也有代客烹调的。

总的说来，宋元间旅店对住客不仅提供打火的设备，也会供应有价的食材，而投店旅客只要在店内打火自炊的，临行结账自应包括住宿费与打火费两部分，这两笔费用是分开计算而一起交付的。

相对于炊饼，馒头身价可能高些，因而就有《避暑录话》里的故事：一个穷书生竟然不识何为馒头，却无计可得。一天，见市肆上面制食品摊一字排开，便突然大呼倒地。摊主惊问，答曰：“我怕馒头。”摊主以为岂有此理，就安置馒头百余个，再把这个书生关进去。只听悄无声息，摊主从墙缝里窥探，只见书生已把一大堆馒头“以手搏撮食者过半”了。

宋代商贸活动中的叫卖声大体可分为三种： 其一是代声叫卖。时间性较长、流动性较强的商贩，往往需要整日价不停叫喊，故而需要发声的器物来代替其吆喝。最显著的就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担，手摇拨浪鼓以招徕生意。

其二是歌唱叫卖。

这种叫卖声逐渐融入了文艺作品。北宋徽宗崇宁、大观时期，汴京瓦子勾栏演出中就有专门表演“叫果子”的文八娘。所谓叫果子，显然就是模仿水果贩子的吆喝声。南宋的故衣毛三仿效叫卖旧衣服，也是这种伎艺的著名艺人。这一伎艺，在南宋临安进一步发展。

元代蹴鞠已不及宋代盛行，但女子踢球反而蔚成风气，在杂剧、散曲、诗词与话本里都有所见。仔细推究，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女艺人献演。

第二类是居家女性的蹴鞠运动。这种女性娱乐性活动，也往往与男子混踢。据杂剧《度柳翠》，旦角对母亲说“将过气毬来，我和师父踢一抛儿咱”，说的正是家庭内男女混踢的习俗。南戏《琵琶记》说，老姥姥与养娘惜春邀请老院公“踢气毬耍”，说的也是这种混踢。传世的宋代“蹴鞠纹铜镜”，背面主体纹饰为两个官宦人家的青年男女正在同场踢球，一对僮婢在旁边观战，说明男女混合踢球也很普遍。

宋代瓦子勾栏演出，开场时插科打诨的演员也总是手拿扇子。但从宋人《杂剧人物图》和《丁都赛砖刻》看来，他们拿的应是团扇或蒲扇，而不像后来相声演员那样手摇折扇。不过，《武林旧事》里有说唱艺人艺名为“扇李二郎”的记载，却未交代其形制。但不同于杂剧艺人，说唱艺人演艺场地、动作幅度都不大，拿折扇的可能似乎比团扇来得大。

明代陈霆在《两山墨谈》中说：“元初，东南使有持聚头扇者，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这也表明，折扇真正普及应在《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故而作者将其写入了小说。折叠扇流行以后，逐渐成为男性在正式场合的身份标志，而团扇则为女性专用品。而后人从明版《忠义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插图看到，不仅押解生辰纲的杨志一伙有两个手摇折扇。连晁盖等假扮的贩枣客人也有两个拿着折扇。联系北宋晚期折叠扇的身价，画家显然让他们错拿了不合身份的道具。

柔福帝姬的故事也可以证明，北宋末年，宫廷妃嫔与宗室女子已普遍缠足。帝姬是徽宗的女儿，靖康之变，与父兄一起被俘北上。建炎四年（1130），有一个女子突然来到南宋朝廷，自称是柔福帝姬，“自敌中潜归”。高宗让老宫人辨认，“其貌良是”，问其宫禁旧事，也回答得不离谱，“但以足长大疑之”。这女子伤心说道：“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高宗就信以为真，封为福国长公主。绍兴和议缔结，高宗生母韦太后从金朝归国，说柔福帝姬早死在金国，这个冒牌货才被处死。但从小脚来辨认帝姬，说明徽宗朝宫廷内已经推行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