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者与他者

在上述种种吸纳与融合“他者”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些“他者”逃离的现象。一般历史未必注意，在秦汉处理东南沿海的诸种“越人”时，有一些越人，被迁移到北方（例如原在浙江的瓯越，被迁移到淮水流域）。中国侵略的压力下，也许有不少南方沿海的族群，选择了航海逃离中国。

西晋覆亡，乃是政治系统的核心崩解；而东汉之时，地方势力已经尾大不掉，三国鼎立，更具体地拆散了中国政治系统为三个分立的系统，“皇纲解纽”导致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南方北方都必须重新整合，也各有其从混乱中重建秩序的状态。

天命由天而降，是以王道所传，遍及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政所治，不是任何族群的民族国家，而是天下。“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因此，不但没有晚年长承天命的王室（例如日皇自称的天皇世系），也没有哪一个族群是选民（例如犹太教的以色列人）

（许倬云）的研究范围牵涉到三个时期，一是形成期（formation），一是定型期（crystalization），一是转变期（transformation）；前者见性格的发展方向，中者是特殊个性的定性，后者则为过渡的过程。

天下为一体的观念，可以为全球化现象开拓一个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从怀仁博爱，可以与公平正义的理想配合，开拓全民的福利社会；由天命与人性、人的尊严配合人权思想，可以开拓民主自由。

当时的中国，并不坚持“我者”，也不抗拒“他者”，中国正在学习自存于世界的社会。

满清征服中国，带来了中国历史拋物线的衰变。外族入主中 国，满清不是第一次，前次蒙古征服，其暴力的粗暴，犹甚于满 清。但是蒙古铁蹄，不能践踏中国文化内在动力；蒙元时代，久 压之下，中国文化蓄积的能量，在明代又现生机。满清君权专 制，明代也有过十分专制的君权。但是，东厂缇骑与廷杖的暴 力，并不能使臣下沦为奴才。满清的征服，使大部分的中国人， 长久屈服为奴，君臣之伦，降而为主奴！这一精神的践踏，使中 国文化精英，在满清一代，失去了创新的能力。清儒在训诂方 面，贡献良多；在义理方面，则几乎空白。

在辽阔的疆土上，核心能够有控制四周的效率，必定越远越微弱……中国的帝国体制，不能如后世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一样……

突厥等族拥戴太宗为天可汗，竟可说是认中国为当时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南北对峙的敌人，这一形势，反映了亚洲列国体制的滥觞。

人类在历史上，各处人类的自称，往往自以为是“人”，而将其他族群以不同于“人”的名称之。夏人自称为最具人类长相的“夏”，也就不足以为异了。夏的“他者”当然是“夷”，形相若背负大弓的人形。“夷”是中国典籍中最古老的名词，其含义不复带贬义，还是意指“仁者”。

楚国广大的南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峡江之内的巴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逐渐沦为楚人从属，所谓“下里巴人”，已是居住在贫民下里的下层百姓。

“中国”，既由皇朝政府代表，也藉这一套无所不包的超越秩序，伸展于无边无际的时空。“中国”的存在，遂更多了一层形上学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