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边西北

（种）朴曰：“无益也。我辈不战，非怯也，盖有大不可者。夫婴孤城，抗剧贼，所恃以坚士心者，援兵尔。今吾众寡不敌，战而胜，围未必解；不幸小挫，贼驱所获以示城中，则士卒解体，谁与守者？且郭公在城，何忧？”

可是，争端延续到庙堂上，熟知现场实况者不一定具有压倒性优势，重要的是取舍予夺如何与国家的大政策吻合。 持调解之议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熟悉现场实况。因此，他们不能讨论营建水洛城到底是否便利于“秦渭通路”，而只能从大政策上着眼。他们所能把握的大政策有二：一是安抚武臣，二是招揽蕃部。

虽然这里好像只有四军的编制，而不是七军，有些尚待弄清楚的地方，但这是规模相当大的一场战役，是可以初步确定的。

泾原路的军官郭祖德，也是郭成的义兄——建议不顾任何代价以解平夏城之围。副都部署王恩和将官姚雄、姚古都一致赞成，但种朴提议延迟反击。

在1097年五月，（平夏城、灵平寨）工程告一段落之后，章楶和种朴立即着手巩固平夏城侧后两方的安全。章楶奏称：“然两城初建，百事草创，深入敌境，未敢耕牧。道路梗涩，篱落不全，东西两山，贼路数条，抄掠之患，朝夕必有，若不于古高平、上下笾江川等处修筑堡障，则今日二城寨，尤为孤绝。”

然而，若从史料的片言只语旁敲侧击，对于钟传的野心不难窥见一鳞半爪。如1098年初枢密院关于三路会师天都山的计划，提及筑城天都山后，“选留泾原、熙河两路兵将戍守天都城”，就说明了原定熙河路的角色似乎比后来重要得多

政治保守主义和对外冒险的社会经济障碍，促使弭兵论再次流行起来。政治经济政策的两极化使到旧党学者必须从弭兵论寻找传统智慧，借以抨击对外侵略。1067年后的弭兵论实际上是宋初弭兵论的延续。首先，它重申优先考虑本国利益，特别注意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除了上述的边界问题外，西夏的敌对情绪和强硬姿态还源自本身的后族统治。整个11世纪后半叶，后族摄政者垄断了西夏的统治权，政治阴谋伴随着不断孕育的军事野心。攫取兵权、建立军功和巩固个人权力成为循环因果。

本章旨在从北宋中叶一件拓边事件引发的争议，探究北宋中叶文与武、中央与边庭的互动关系。在此个案中，笔者深感用传统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概念，似乎不足以解释此种互动关系。水洛城事件启示出：中央由对边庭的实况所知有限，对于边将所造成的种种事实，常常不易否认。因而拓边活动便得以在“招诱蕃部”的名目下展开，实际上为武臣和豪开降土提供了出路。

本章视现实义为一种对外交往的规范，它在中国11世纪末的抬头其实弭兵论的不彻底有关，更是元祐后期历次成功的防御作战所促成。考虑一下元祐时代的主和论点，便会发觉其中存在大量计算利害得失的思维。虽然旧党的政治家每多以理想政治为出发点，但统治者实际上不能排除从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政策的倾向。加上西夏和战无常的态度令宋人对建立长远的关系欠缺信心，宋人ー旦理解到其军事力量并不弱于西夏，他们便不再需要汲汲于求和，而经略横山和天都山就成为一项战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