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帝国的形成

西魏和北周的国家理念具有前所未有的划时代意义。孝文帝以后的北魏国家试图以门阀主义统合胡汉两大世界，但这逐渐割舍了胡族世界，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东魏和北齐面对内乱后的新形势，最终无法超越门阀主义，走上了败亡的道路。与此相反，西魏和北周的独创之处就在于向门阀主义发起了彻底的挑战。门阀主义以身份制阶层分割社会，不仅带来了闭塞性，还会引发胡汉之间的分裂。为了超越闭塞性和民族对立，创造出更加开放的政治世界，就必须彻底打破门主义。面对这一时代的课题，西魏和北周国家采取了极具战斗性的姿态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认为，后世的文人流于轻浮浅薄，就是建安七子开了先例（《十七史商榷》卷四十）比如曹丕在招待他们的时候，曾令著名的美女甄夫人出来招呼，这本身就是无视传统礼法的行为，七子中只有刘桢还直直地盯着甄夫人看。 这些不拘礼法的行为不如说是有意为之，这样的倾向到后来越发明显，其顶峰就在魏晋交替已经初露端倪的正始年间（240-29）。名列竹林七贤的阮籍（210-263，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和嵇康（223262）都是这一时期的人。

初唐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站在中国重新统一的时间点上，对魏晋南北朝进行回顾，将各种文化加以综合和概括。 不过，唐代对南北朝文化进行综合，这不一定是要否定后者，而是一种延伸。

在汉代，学问是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将国家权力塑造成理想的形态，由此确保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这正是学问所承担的功能。这里的学问自然就是儒学，儒学是礼作为根本理念的思想体系，而所谓的礼，就是以家庭生活作为中心的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

因此，即便南朝时期的军队脱离了贵族，贵族的地位也不会立刻崩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社会的掌控力不再是全方位的了，军权从贵族的掌控中独立出来，国家建立在贵族阶级和军队各司其职的基础之上。这是贵族制度的一大倒退，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贵族制度的纯粹化和发展。在此层面上，南朝文化得以开花结果，这一点留待下一节论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贵族阶级的权威直到后来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作为王朝正当化的旗帜继续存在着。

继后赵之后第二次统一华北的就是前秦，当时正是一代明君苻坚（宣昭帝，357-385年在位）的治世。苻坚还成功平定了西域和四川，开创了五胡时代最为安定的时代。《晋书・苻坚载记》这样记载当时的盛况：永嘉之乱以来，学校彻底荒废，苻坚关心儒学，任用名臣王猛（汉族）整肃世间的道德，因此，国家安定，民生富足，长安到各州的道路两侧都种着槐树和柳树，又根据距离设置了驿站，旅行者可以安心出行，工商业者能够在路边经营。

中国历史在创造秦汉帝国这一最初的高峰后达到了极限，继而发生方向上的转变，其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上达到的顶点就是隋唐帝国。生成第二方向的重要契机，就是中国周边民族的勃兴，即第一阶段国家的形成。 中国第二阶段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周边世界第一阶段统一国家的形成，就这样被时代的线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时历史的两个侧面。

当时外戚势力的抬头，其实是豪族阶层在农村统治的发展一一川胜氏称之为“豪族的领主化倾向”一一在政治上层的反映。另一方面，外戚政治的发展也加速了地方豪族的壮大。

汉末社会的特征就是农民的流亡，即便三国鼎立的局面由西晋重新统一，这一特征也没有消失。因为晋王朝再次陷入动乱，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的迁移变得更加活跃。 人们在流寓他乡时，往往结成各种各样的集团，从中可以看到新型聚落的雏形。

西晋官僚傅玄在文章中说：“魏武（曹操）好法术，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这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潮。曹操之所以推行法律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主流的礼教主义已经乖离了现实，但士大夫们却依然拘泥于礼教，在乎世间的道德评判，对于实际政治没有任何作用。曹操站在自古以来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位置上，意图将政治从过多虚饰的世界中独立出来。

人类的志向或是理想若想在大地上得以实现，就必须现实化为政治世界的国家。只有当脱离政治的事物重新回归政治，作为志向的理念才能最终得以完成。这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类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又正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另一方面，各个时代的政权不断纳入新生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力量，由此现固国家的基础，构建自身的正当性。从曹操时代到西晋建立的政治经过，就可以概括为政权将贵族阶级纳入体制内的过程。

人类的志向或是理想若想在大地上得以实现，就必须现实化为政治世界的国家。只有当脱离政治的事物重新回归政治，作为志向的理念才能最终得以完成。这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类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又正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贵族能够将超脱日常的现象世界国家本身也属于这个世界一一将本质世界体现在自己的人格之中。这样的内在权威使他们和他们的家门变得高贵，帮助他们拥有社会领袖的地位。东晋时代的贵族之所以掌握军队，其实也是这一内在权威的产物。

孝文帝以后的北魏国家试图以门阀主义统合胡汉两大世界，但这逐渐割舍了胡族世界，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东魏和北齐面对内乱后的新形势，最终无法超越门阀主义，走上了败亡的道路。 与此相反，西魏和北周的独创之处就在于向门阀主义发起了彻底的挑战。门阀主义以身份制阶层分割社会，不仅带来了闭塞性，还会引发胡汉之间的分裂。为了超越闭塞性和民族对立，创造出更加开放的政治世界，就必须彻底打破门主义。

到唐初为止，皇帝和将相大臣都出自同一集团，因而没有其他统治阶级介入的余地；后来武则天掌握权力，由于她不属于这一集团，故试图破坏这一集团，也就是破格的人才录用和对府兵制的破坏；唐朝在玄宗朝重新恢复实力，但此时的将相大臣和皇室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宦官势力介入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统治阶层，与将相大臣进行对抗。

唐帝国的建立包含着胡汉两个世界。换言之，表面上以都督府和州的普遍行政组织进行统一，但内在并存着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一点与汉帝国相比大为不同，汉武帝开拓的朝鲜四郡和河西四郡也是内地郡县制的扩展，但那里的汉人守令都由中央派遣，这样的郡县制只是用外部力量统治当地的部族。在当地，胡汉两个世界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东亚世界是指拥有汉字、佛教、儒学、律令制度这些共同领域的文化圈，但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贵族文化享用者都是中国内外的贵族阶级。

首先，中国内部产生的文化具有朝着四周辐射的运动方向。其次，这一辐射促进了四方“蛮夷”的文化自，从而对中国内部发生反作用。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不断较量的结果，就生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时代特色。

如此一来（指前文的太学、私塾、贡举等涉及礼教秩序的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不再是以武力和法律，而是通过道德的力量从内部联系在了一起。正是这两个世界的一体化，推动了汉王朝的正当化，使同时代人将之信奉为永恒的国家。普天之下都沐浴在以儒学为中心的高度文明之中这就是所谓礼教世界的诞生。

为了成为取代汉朝世界的权威，贵族阶级领导下构筑的新型社会和精神世界必须再次与政治权力交融，这是在超越政治第一性的汉朝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再次与政治权力联合，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人类的志向或是理想若想在大地上得以实现，就必须现实化为政治世界的国家。只有当脱离政治的事物重新回归政治，作为志向的理念才能最终得以完成。这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类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又正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超越政治世界，也就是超越国家的存在，首先就是自然界。人为创造的国家总会迎来灭亡的时刻，但自然却是永恒存在的超越国家的另一个世界是个人的内心世界，无论多么强权的国家都无法征服这个世界。汉末魏晋的时代精神就是放眼于这两个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在人们心中相互交织，以丰富多彩的艺形式表来。

受禅的程序得以进行，就意味着新皇帝获得了贵族阶层的承认。晋宋革命时的王弘，宋齐革命时的王俭，齐梁革命时的王亮和王志，还有梁陈革命时的王通和王场，都或在暗地里推动程序，或在台面上亲自执行仪式。他们都是王导的子孙，常常会被比作为日耳曼君主加冕的罗马教皇。

总之，书法与文学密不可分，共同创造出观念和造型浑然体的美的世界。在这样的美学世界里，又伴随着老庄的、佛教的，或是两者交融的宗教情感。这是贵族间共通的归依永恒世界的理想，佛道等宗教集团正是这一理想的寄托

儒学在地方上的普及，《汉书・儒林传》的赞语里称之为“禄利之路”，中央政权以地方上的知识阶层和儒家道德者作为媒介，与地方乡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就是贡举制度。

土著豪族具备着中央上流贵族不断丧失的地域领袖的品质，借用安田氏的表述，他们在“与现实乡里农村社会的紧密关联中，塑造了自身应有的姿态，以此作为追求的秩序”。换言之，魏晋时代的田畴和庾衮，或者祖逖、郗鉴等人所展现出来的领袖品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保留。总体而言，他们兼备教养和将才，堪称文武双全的豪族。土著豪族在日常生活中与民众接触，拥有作为领袖的各种能力，这样的人格正是贵族制的原点。如此看来，贵族制度的本来面貌其实是由中央贵族眼中的寒门彰显的，南朝国家也是由他们支撑起来的。（P123）

在多民族的世界中，当特定民族保持绝对的优势时，这个世界就会不断孕育政治危机。东汉盛世也在不断增强破裂的必然性，羌族的叛乱就是先兆。尽管东汉王朝瓦解的直接原因是汉族社会内部的争斗，但雪上加霜的还是民族矛盾的爆发。

只有把地方乡村社会也纳人权力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与民间实现一体化时，国家的建设才真正得以完备。事实上，汉代史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并且在东汉时期得以完成的。这一过程中，在理念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就是日益振兴的儒学。儒学以家庭道德作为根本，最适合当时以家庭生活作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政府以儒学作为杠杆，试图从内部掌握地方的乡里社会。

当一个文明世界实现高度繁荣时，这个统一世界就已经出现深刻的裂痕，社会面临着分裂为无数私权的危机。

人一旦有了过度的欲望，就会抢夺他人理应享受的福分，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出相互排斥的关系。换言之，这就是朝着社会解体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