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月

许多人想象，延安一定是娜拉的世界，这想象有几分对，也有几分不对。当娜拉的丈夫命令她尊重为妻为母的神圣义务时，她宣布：“在为妻为母之前，比什么应该要紧的，是对于自己的义务。”假如是延安的娜拉，她的话便应该改为这样：“在为妻为母之前，比什么应该要紧的，是对于群众的义务。”

谈《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伤他（王实味）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谈话继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在说者和听者两方都会感到不舒服，最后我们才慢慢的谈到文艺上去。我试提他过去所翻译的几本小说，他似乎稍为发生一点兴趣，但当我劝他回到文艺岗位来，再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他的情况忽然又冲动起来，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发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

创造社的老作家，目前在延安的有成仿吾和李秋梨两人。但据说他们现在都已担任了实际的政治工作，很少干文字生活了。成仿吾担任晋察冀联大校长，同时是晋察冀参议会的副议长。他长得又瘦又黑，沉默寡言，有人形容他是“黑人牙膏”。从前听说成先生是独身的，但在延安的秧歌大会上，却看到她带着他的小女孩越有八九岁，成先生百般的依顺她，显出非常亲爱的样子。

柯伯年先生首先为我介绍丁玲。 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像女人”。

一般说起来，“女同志”的好胜心理，都超过男的，她们唯恐受到“弱者”的批评，所以尤其要特别表示她们的倔强性格。

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边一位C女士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 她反问到：“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这种执拗的答语，竟使我无词可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