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

西方人可能一直低估那些隐蔽而有限地影响他们历史的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强调这个事实：印度文明扩张到东南亚，以及它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使人类一半多的人口带有共同的文明色彩。如果亚洲拥有任何把印度与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缅甸、柬埔寨、锡兰各民族联系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它应该归功于古代印度文明，特别是它的宗教。 希腊文化的成就并不更加伟大。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

600年至1000年这几个世纪的第二个总体特点是半文明生活方式传播到到此前文明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例如，在“远西”，到1000年，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纳入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随基督教而来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在东欧和中亚，突厥各部进入文明的边缘地区。组织得最好的突厥国家没有接受相邻文明民族已经创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欢犹太教（如可萨人）或摩尼教（如回纥/回鹘人）。他们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独立性。

商朝实行殉葬，一个死去的国王需要全体随从和廷臣陪葬。这个特点孕育了后来中国人的情感，并提醒我们商朝社会与蛮族的习性多么相近。

铜和锡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青铜（铜与 3%-10% 锡合金)容易熔化，能被直接铸造成设计好的形状，或被铸成铜锭，然后锻打成型。冶铁在许多方面与此不同。只有在远高于任何自然火的温度下，铁才能熔化。用木炭包裹加热的时候，铁矿石很容易变成固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金属海绵状物，在它呈白热之时就锻打，不需要熔化就能变成固体，这也是清除铁矿石杂质的过程。一旦变成了固体，当加热时，铁极具延展性，能够轻易地被锻造成型，铁块通过锤子敲打也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乔达摩生前就拥有一批信徒，他们对乔达摩描述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即使在他去世（公元前 483年)后，他们仍然生活在遵守他的规则的僧团内，尊奉乔达摩王子为神圣的佛陀。英语作家一般称这种僧团为 “修道院”。事实上后来的基督教修道院与它们非常相像，因为许多佛教僧团很快便拥有了虔诚的信众捐赠的房舍和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信众觉得求解脱的路上需要圣洁者的帮助。

年轻的马其顿贵族来到王官，自然地接受了希腊生活方式；但是此后不久，他们就发现，除了在王宫和为国王服务之外，他们不能过这种生活。其原因是马其顿乡村由顽固的自由农居住，他们的首领可以真正带领他们走上战场，但是不能从他们那里榨取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因此，边远落后地区的贵族没有现金收入来源，而如果输入希腊物品，私人支付正需要使用这种现金。从矿山和沿海被征服城市取得现金收人的君主能够进口文明生活所需要的奢侈品，赏赐给为国王服务的仆人。马其顿国王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忠诚、服从但傲慢的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

希腊化文化的其他方面都背离了希腊传统，……文学倾向于学术化——充斥着引经据典或者矫揉造作，只受到傻乎乎的牧羊人等的欢迎。历史学被贬低为雄辩术的一个分支，而雄辩家对华丽辞藻的偏好超过深刻思想。当然，这种优雅和矫揉造作只吸引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贫穷而粗俗的人在哑剧里找到了类似文学的声音。这是一种大众戏剧，保留了雅典戏剧传统中一些粗俗淫秽的成分。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已不再相信狄俄尼索斯之类的神的真实性与力量了，而他作为一个悲刷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为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而创作！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重新排演古典悲剧很快就成为惯例。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喜剧作家只探讨人类生存状况中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无须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名远播，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比过去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