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戒。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士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在近代国家观念产生前，国家一词是用社稷作诠解的。时当一姓之天下，能够维系国家而代表社稷的只有一个君主。因此，儒学崇尚“忠君”，其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一人一身。 【注释3】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有序文一篇，论及王国维死因，有谓“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他所说的正是儒学中的这一层意义。但这一层意义在论史的时候又常常容易被人漠视。

与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常态相比，炮口震撼下触发的愤怒和惊怵都不耐久。曾经与林则徐一同禁烟御侮又一同落职受遣的邓廷桢，道光二十五年再起为陕西巡抚，然而当日英气已消融殆尽，在属员眼里显得一派状貌颓然 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

然而从19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