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

教育对经济生产力的主要贡献似乎发生在大众基础识字率的提升上，在此后的教育阶段则并不显。

管理和专业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商学院和专业学院之所以要求学生完成漫长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这些职业的地位，在业内人士与门外汉之间制造社会化的障碍。

老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师生矛盾中维持权威。老师、学校管理层和学生都十分重视运动和课外活动，通过它们的仪式功能也能维持学校秩序。仔细研究大学和中学中究竟在发生什么之后，我们发现学生沉迷于通过最少的努力来获取高分的策略。

在学校系统中，成绩以及获得好成绩的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形式在起作用，它们反映了老师对学生是否服从教育的判断。学生完成的作业数量似乎最能用来预测高分，获得最高分的学生通常都会完成超出老师要求的作业。

这意味着学校对学习的影响相对较小，它们只是在塑造上层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顺从文化；成绩只不过是用来奖赏和证明中产阶级的自律而已。

生产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料加以移动和组装的过程，而是包括了控制、协调和激发个体工人积极性的过程。

这也就是说，不仅仅有生产劳动（ productive Labor），还有政治劳动（ political labor）。对于后者，我主要指的是在组织政治中灵活调度的努力。生产劳动主要对财富的物质生产负责，而政治劳动则为财富的分配确立了条件。人们根据自己的生产贡献而获得报酬，但这并不会自动发生；正是因为政治劳动塑造了组织结构和劳动市场，这一切才成为可能。更普遍来说，职业收入的分布取决于工作过程中的政治劳动。

组织通常被定义为工作完成的场所；组织结构被认为是劳动分工的，而职位则被认为是工作角色。但是，工作本身和分工方式并不能为职位和组织结构提供一个中性的基础；相反，它们被作为权力资源加以挪用和分配。

可以认为，现代职业世界的总体结构是对“政治”资源不同程度的占有，这种资源能够用来控制工作条件和占有工作成果；因此，它可以被视为生产劳动与政治劳动在不同程度上的混合。在这个混合体的一端是相对保护较少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直接从事生产工作；另一端则是纯粹的政治劳动者，他们主要从事意识形态、财务和政府等上层建筑的构造。工人阶级上层和管理阶级中层都包含了混合的活动，前者利用组织政治资源来减少压力并收割生产工作的成果，后者则以计划和分配活动为核心，建立起了一道精心制造的行政管理政治的屏风。

技术进步能带来的是提高生产的财富总额，并让塑造职位财产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不是因为生产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增长的财富激化了对分配的争夺。

如果我们想到，社会中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失业。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工作是财富分配的方式。为失业者提供保障的福利系统尽管面临许多反对声音，却对财富再分配作用很小。之所以有些人很富有，是因为他们或其家人的工作控制了财富最多的大型组织。其他人则在保障我们生活的组织财产系统中有着一席之地。失业者（或继承了边缘职位的人）对社会中主要的财产资源并无权力（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他们贫困的原因。

经济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上。

现在，人们不会直接购买职位，但却会投资教育文凭，而后者则被用来购买在劳动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各方势力保护下的工作。

“闲职”这个词在中世纪时有一种令人尊重的意味，因为它反映了一个人能从教皇或国王那里购买的理想“生活”。

对话可被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是针对参与者以及话题展开方式的谈判。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实证细节，归根结底体现了人们之间不同类别的对话：纯粹外部的关系带来的对活仅限于对实际问题的有限交流，更重要的关系中则包含更多讨论、意识形态的争辩、娱乐八卦和私人话题。

通过将文化资源（教育文凭）投入到职位财产中，社会制造了不直接从事生产的白领部门。因此，文化市场的扩张，哪怕没有改变整体财富的分配，也能让更多人依靠“政治”部门（“闲职部门”）生活，他们通过统治结构而不是生产结构本身来获得物质产品。

强权国家一直是那些因地理条件而在外部占得军事优势，并因运输和通讯上的条件优势而得以维持内部统一的国家。

我们不应该把任何社会视为一种其他社会都会经历的进化阶段。因为尽管科技很容易进口，但其他因素却不能。经济生产类型、文化通货的活跃程度，以及国家的结构和行为都是独立的条件，后面两个因素也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特点。美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的地理和史背景。其他科技先进的社会各有差异，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历史上的结构模式：俄国有后沙皇时代的专制统治，日本有家族式企业，法国有拿破伦式的集中化管理，英国则有阴魂不散的贵族阶级，诸如此类。

教育系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像其他组织一样努力扩张自己的规模、资源和影响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育工作者成功地让一个接一个的州通过了法律，不仅仅建立起了公立中学，还开始强制特定年龄阶段的孩童入学。

争取公立高中和义务教育的论点与推动公立小学的论点基本一致。有时，工业上的好处会被提起，但主要理由是教育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民意识、维持政治稳定和培养道德品质。总体来说，义务教育法必须放在群体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学校是由中上层阶级的改革者建立起来的，其教学内容和方法被用来灌输理想的乡村社会中的美德。

其一，比起工作中的训练或其他非正式训练来说，职业教育缺乏优势；其二，职业教育无法为学生带来社会流动性，也无法教给他们中产阶级文化；这两个弱点结合在起，也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无法战胜人文科学教育。学生更倾向于人文科学课程，或者干脆退学。

社会需要职业教育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修辞，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不满，因为当时任何教育形式与职业的相关性都令人怀疑。

校长和学监开始出现，到20世纪初，学校在学生和管理人员数量上都变得很是庞大。一旦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就占据了支配地。

初级教育阶段中毕业率的上升，只不过是高等教育扩张模式的一部分而已。

大学文化承担了将中上层阶级的孩子聚集到一起的功能；在大学活动中产生的感情让他们成为朋友，最后则是走向门当户对的婚姻。

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一种愉快地获得地位认证的仪式，以及大学中的社交生活，而不是在教室里的学习本身。

我已经指出，这整个发展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美国社会在19世纪中叶之后严重的多元族裔冲突。如果学校系统的创立是为了通过降低文化多元性来解决冲突，那么我们可以说，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它的确让所有特定年龄的儿童必须经历盎格-新教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训练，也的确让学生几乎必须接受越来越长时间的教育，只要这名学生想要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现代美国专业的发展并不是技术精英管治的胜利，而是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过程的新变种，那就是通过垄断机会而实现社会分层。

大型项目的组织和投资都落在了富人手里，也只有他们能负担得起通过海外旅行来获得先进技术。一旦建设项目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实践知识开始在一个更加先进的层级上积累起来，而不再采用原始的试错模式，土木工程就开始固化为一种上层阶级而非工匠阶级的职业。这一趋势随着1802年美国西点军事学院的建立而得到加强。西点军校的目的是训练精英工程师，它仿照的是法国在1797年建立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时任总统杰斐逊将这视为一种开端：按照法国模式，用国立大学系统来训练通过理性组织起来并接受科学教育的精英。

不管怎样，高中等级的职业培训学校从来没能打消非技术高中管理者和上流社会工程师们的敌意。就像机械学院一样，公立的职业培训学校在技术上满足了19世纪工程学的需要，在效率上也剔除了额外的教学材料，但它们却被认为对工程学专业的上流社会地位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