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张爱玲

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回忆道：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辛酸，因为毫无用处。 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也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儿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很晚。”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 ......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张爱玲：《谈音乐》）

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总是不快乐的时候居多；因此快乐就显得格外珍稀，每一次都要铭记。

大家族里的亲戚太多了，兄弟姐妹也多，同父同母的，同父异母的，异父母而同一个爷爷的，异父母而同一个爷爷却不同奶奶的，每一个和每一个也只差一点点，这“一点点”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渐渐发展至对所有的亲疏远近都可以忽略不计，直至泯灭亲情——探春和贾环的关系便远不如同宝玉亲，尽管他们才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 在大家族里，血脉的亲疏并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和权位才是关键，也是族里掌权者用以挟制众人的至要法宝。

在张爱玲还叫做张煐的时候，她小小的年纪，看见母亲黄逸梵立在镜子前面，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只觉得美不胜收，羡慕万分，来不及地要长大，忍不住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然而她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别说梳爱司头穿高跟鞋，甚至连穿得体面一点也不能。继母的那些衣裳中，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般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没有人救她，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十八岁。 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张爱玲《私语》

她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眼神”的故事：大户人家选妾，众女子林立，其人命“抬起头来”，一女子应声抬头，瞪大了眼睛让人看，是为不知羞耻；另一女子抬了一下头，又立刻低下，是为小家子气；第三个女子央之再三方将眼角一溜，徐徐抬起头来，眼帘却垂下了，瞬即又眼风一转，头向后俯，是为媚态，为会看。 爱玲笑起来：“像是《金瓶梅》里写孟玉楼的话：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童言无忌》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张爱玲：《烬余录》）

使静安寺路增彩添色的还因为这里住过许多名人——“创造社”元老郁达夫住在数百米远的赫德路嘉禾里，写《楚霸王自杀》的郭沫若常常出没于紧邻的民后南里，“文学研究会”发起人郑振铎长期栖身静安寺庙弄，拐角愚园新村七五○弄原为康有为家产，“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仿照印度诗人泰格尔的榻榻米房间，也在距此不远的福煦路四明村……有着这么样辉煌的历史这么些闪亮的名字，又怎能怪后世的书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芳探佚而来呢？

而这些地名与住宅，被询问得最多的，又要属张爱玲住过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爱丁顿公寓了。这座公寓英文名字叫作Edingburgh House，通常音译作爱丁顿或者爱丁堡，如今则叫常德公寓。 从常德公寓往西走不多远就是静安寺，进门一回头，“静安古寺”背后一句“为甚到此”，石破天惊，仿佛是替张爱玲问的。

她与周瘦鹃第一次见面，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支紫罗兰香青烟袅袅，旁边是一只古香古色的青瓷盆，盆里是浅浅的清水，水面上漂着各色花朵，随季节不同——春天是玉兰，或者牡丹，或者杜鹃，夏天是整朵整朵的美人蕉，秋天是甜香诱人的桂花，冬天是腊梅香飘满室——都是花儿凋谢或者随风飘落到地上再被捡起的。 周瘦鹃是种花人，更是惜花人，从不在枝头采摘盛开的花朵。他常常轻轻地抚摸或是叩击着那瓷盆的边沿低吟浅唱，推敲一首新赋的诗词的韵脚和节奏。因此他写的诗，大多有花香，还有水盆的清音。

23岁，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时光，是一朵花开在盛时，喝饱了水与阳光，刚刚脱去局促与羞缩，而又未来得及沾染半分尘埃与雾气，开得兴兴头头，香得清纯正大，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

怀抱着无数关于爱与理想的美梦，期待地走过生命的每一个转角，小心地打开各式镶金嵌玉的潘朵拉匣子，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轮到黛玉抽签，心里暗暗祈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留给我？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还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还是“日边红杏倚云栽”？

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胡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胡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中国人的月老是花白胡子的糟老头儿，西洋人的爱神丘比特是个乳臭未干的神箭手。他是被西洋的箭射中了，血溅桃花扇，久了，却像蚊子血；而她却是被古老的红线缚住了，从此千丝万缕，扯不断，理还乱。

她心甘情愿地为他烦恼，为他倾心，为他委屈，为他坚持，甚至送他一张照片，在后面写着：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她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恨起他来。

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

红烛点起来了，妖娆地舞，是吃梦的貘——爱玲的青春梦想就这样被那烛光吃掉了，此后，她的光辉一点点褪下去，黯淡成大红帖子上淡淡的金箔。 然而这时候她还不知道，她看着眼前的人，一心一意地要爱他，对他好，把自己的八字交给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与他捆绑在一起，一生一世。她看着他，那么痴心痴情，快活得心里好像要炸开一样。

对着自己的照片亲吻，对着自己的照片祈祷——因为这不安的世道里，除了自己，别无宗教。 这样的自恋，这样的清高自许，却为着一个不忠的男人而落了红尘——像她自己喜欢的那句话：“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