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顾城之死

（原载《世界名人情书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

香港《明报月刊》11月号发表的《顾城和谢烨最后的日子——独家采访目击惨剧现场的顾城姐姐顾乡》（刘洪彬作）一文，原拟收入书中，现遵该刊编者之嘱，在本书付印前最后一刻抽出，特此说明。

顾城： 我总要把你的名字写错，写错了还挺高兴，不知为什么。 你开始讲生活了，语气沉重，我知道生活不受我们意志的支配，可我并不害怕，因为有一种在痛苦中孕育的力量，使我能拒绝它，能把门“砰”地关上。当然，我希望你不在门外。 我不太敢相信现实，我相信你，甚至觉得了解你比了解我自己还多些，你了解我吗？我了解我吗？那天在北京站，我们告别的时候，我曾混乱地闪过这些念头。 现在我伸出我的手。 小烨 1979年8月24日

……我知道了一点自己这是件早就被注定的事，我要的一切都天经地义地在我心中。一切远离自身的挣扎、渴望和要求都是徒劳的。

也许我们此刻经历的河水和星星，就是我们走向自身的台阶。当你成为真的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了自己、知道我，才能成为我，那时，我就是你。我们再不知道黑夜是什么，我们走上台阶、走近我们相见的日子。

顾城和谢烨五岁的儿子在一个下午顿失双亲，父亲杀了母亲，父亲自杀，而他的父母曾经有过那么动人的爱情和生动的故事，童话一般的故事。他将来怎么面对这样的家史？

当我离去的时候， 我不相信你能微笑， 能用愉快的眼睛，去看鸽子， 能在那条小路上， 跳舞，一边想入非非地 设计着未来。 当我离去的时候， 我不相信，不相信， 那盏灯真的灭了，星星和信 丢了，你的灵魂一片黑暗， 不相信你那样看我， 是真的让我走开。 这是谢烨早年的诗作《我不相信，我相信》中的一段，她预言了当她离去，顾城的灵魂将一片黑暗。她明白顾城不会真的让她走开。

顾城送给谢烨的订婚礼物是一把匕首。 ——一个朋友的回忆 “我是一个好人，我相信会有好报” ——谢烨最后的家信

王安忆说起在德国见到他们时，谢烨曾对她说：“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王安忆问：“那么你是为了爱情？”谢烨回答：“这是命运。”谢烨给她讲了这样的故事，大意是一个冒险家带着妻子去航海，在一个小岛上搁浅，对于女人来说是她的命运，对于男人来说是选择。

1993年1月，当芒克携太太赴德国柏林参加一个艺术节时，就下榻在柏林顾城夫妇的临时寓所中。有一天，顾城夫妇欲前往西班牙，临上飞机时，谢烨突然冒出了一句让芒克感到吃惊的话：“要是坐飞机一起摔死，多好！”芒克当时便安慰谢烨，凡事要想得开，好在顾城只是个“大孩子”。

10月9日晚，在新西兰的顾城的姐姐顾乡给诗人芒克通报了顾、谢夫妇不幸的消息，并让他转告父亲顾工，赶紧给新西兰回电话。

另据报道，深圳文稿拍卖会上，一位知情者已于10月9日抢先以原标价33000元，捧走顾城的《英儿》书稿，而拍卖会组委会是在第二天下午才得到顾城不幸的消息。

顾工坦诚地说：“……我是10月9日得到消息的。”

据新西兰的知情人士透露，顾城夫妇返抵奥克兰就拿到了公民证，为了改善生活，据说他们协议分居六个月，以便办理假离婚，如此谢烨独立抚养木耳，每月可获得400多美元的生活救济金。但分居第5天，顾城得知一友人要从德国来看谢烨，以为谢烨和他的协议是想“弄假成真”，就预谋杀她。一个儿童已向新西兰警方作证，事发当天他看到顾城躲在顾乡家前面的小径，等约好的谢烨下车往顾乡家走去时，顾城持斧头从背后砍杀了她，在“生或死”面前，顾城骤然做了最坏的选择。

某次，我请他们谈谈他们是怎么认识的，顾城竟滔滔不绝地说了他和谢烨的恋爱史

“我觉得她代表光明，我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光明感，就像她第一次来我家那样，我眼前闪烁着一片光明，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她并没有光明，也不是一个奇迹，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奇的人。结婚后，我每天早上得去买菜，谢烨母亲来对我说：‘你这样大了，不能总写诗，应该找一份工作。’我眼前的那种光明感消逝了。”

在设备完善的产科医院里，陪着未知产期的太太，顾城的表情有一丝丝淡漠，医护人员很紧张，因是第一胎，又没有产妇的任何记录，决定要作一连串的检查、超音波扫描、抽血、验小便、量血压……谢烨是忙碌中带着幸福的安详，顾城说：“不喜欢医院的气氛，我又帮不上忙。”决定不再陪伴太太上医院了。

以后五、六个星期，一直到孩子生下，都是我陪谢烨去作检查，以及晚上的产前常识课，产妇运动课程等等。最重要的生产程序预习，医院要求丈夫们一定出席，因为一般新西兰作父亲的都会进产房给太太打气，顾城颇不安：“生孩子很恐怖，血淋淋的。”他说在北京从来“没听过这规矩”！他一脸困惑，却仍淡淡的笑。

8月初，顾谢夫妇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来到风景与激流岛相近的德国西部艾佛尔山区伯尔小屋，完成长篇小说《英儿》。 虽然翠绿寂静的山林，每日切磋写作，杂以煮饭散步，同他们在新西兰的生活，没有太大的不同。鲜有奇闻异事可记，但确有一日，顾城骑车出门买菜，在狭窄的公路急转弯处，被一辆大卡车连挂两下倒在一旁，闹得有惊无险，而顾城自己则因此沾沾自喜：“车一撞，把我的脑袋撞简单了，也把日子撞简单了。” 对此如何解释，顾城没有细说，只是说，如果真的大难不死，他今后就要一本一本小说写将下去。

顾城五年中跑六次上海，曾一度感动女方家长。但1979年上海《文汇报》刊了一篇批判顾城的文章，说顾城“走入自我的死胡同”，把他与波特莱尔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无情地打破了顾城的结婚计划。结婚日期也延宕了。

一位著名的朦胧派女诗人在《北京青年报》以告诫的口吻说：“不要打扰顾城了。”

不耐烦当父亲，因而仅有的独子也让毛利族酋长领养了去。我对谢烨实在佩服，为了保住诗人妻子的名份，她竟连儿子都舍出去了。

顾城： 我在看月亮。 看你的信。家里人都出去了，看电影。月亮并不冷，好多云围着她，好像在看一种宽银幕的电影。我会唱一种老家的歌： 月亮月亮堂堂 田鸡田鸡烧香 咯卜咯卜拜佛 叮咚叮咚摇船 摇到妮伯伯家 白米饭炒猪肉 豆哄娃子哗啦啦 你听见了么？ 鼻子鼻子吃饼 脑奔儿脑奔儿芝麻…… 最后两句是我加的。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 ……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又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

我能看见他的梦，那些在嘴边止住的语言和无数没有表情的微笑……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上天对人的赐福是有限的。 上天把人造成面团或泥土一样的东西，上天让人像动物一样的跳跃、穿上各种衣服走来走去，这些都太多了；上天只在极少数人的心里保持了通往天空的道路。在他的眼睛里，在他被声音遮蔽的隐密的台阶中，我知道穿过这片喧闹会有怎样的寂静和光明。

在小岛上他俩养过鸡，周末时顾城又会给游客画素描，谢烨则卖中国春卷。顾城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口语课助教，每逢星期三从小岛坐船进来，他的课都编在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