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鼠疫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才选择了艺术家的命运，但他很快就明白，他只有承认他与众人相像，才能给予他的艺术、他的不同之处以营养。正是在他与别人之间的不断的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艺术家成熟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蔑视，他们迫使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

我承认，我能够生活的唯一条件是，在地球上，所有的人，或者尽可能的大多数，都转向我，他们永远是无人占有的，没有独立的生活，随时准备回答我在任何时候发出的召唤，对毫无结果心甘情愿，直到我屈尊，以我的光明恩赐他们的那一天。总之，为了我生活幸福，我选出的人就该不生活。他们就该越来越只是从我的好兴致中讨生活。

他的声带发出颤抖的声音：“难道您内心就没有一线光明吗？难道您这样活着却不停地想象自己怎样死去吗？”我说：“对。”

今天，妈妈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令堂仙逝。明日葬礼。肃此电达。”说得一点也不清楚。也许是昨天。

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入了心烦意乱的境地，是我们成天魂梦萦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收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

对于分别，他们首要的烦恼就是不能获知对方正在做什么。他们懊恼自己竟然对爱人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责怪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认为自己过去不但没有足够关心对方，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不在一起的时候，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未必会带来快乐。……其实不管是否意识到，我们人人都知道，爱情还可以变得更完美；然而，我们自己总是轻而易举地向现实妥协，让爱情停留在平庸水平上。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他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里，律师当即打断我的话，他显得非常焦躁。他让我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种话。可是，我却向他解释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

他们知道那是鼠疫，那是可以让离别变成永远的毒瘤。

要明白的是，这么说是代表，这场鼠疫其实还毁灭了奥兰人的爱情和友谊，因为这些情感里始终包含着对未来的期望。这时候的奥兰人除了眼前这时刻，什么都不剩了。

科塔尔这么说过：“不知道你是否留意，没有人会一次患上所有病的。打个比方，如果你得了重病或没法治愈的病的时候，像癌症晚期或肺结核，你是绝对不会感染上鼠疫或斑疹伤寒的。这个规律的适用范围甚至还不止于此。你看，我们从没有见过哪个得癌症的人被车撞死的。”

最后一一塔鲁之后也没有再写过一他自己说，不管白昼还是黑夜，人总有一瞬间不是那么勇敢，而他很惧怕这个时刻。

“对啊，好人不长命，这才是人生。”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

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オ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己。

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

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提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加入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知道团圆之日才醒来。

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接着我又对着那不动的身体开了四枪，打进去的子弹并未出来。我仿佛在厄运之门上急促的敲了四下。

他问我那天是否感到难过。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觉得如果要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会感到十分尴尬。 然而，我对他解释说，我生性如此，我身体的需要往往会使我感情失常。我在安葬妈妈那天十分疲劳，困得只想睡觉。因此我对当时发生的事并未觉察。

这样，睡觉，会议，读者则社会新闻以及白昼和黑夜交替出现，时光就这样流逝。

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寻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