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败局Ⅱ

迈克尔.舒马赫是地球上开汽车最快的人。 这位“速度的宠儿”在F1比赛中获得过七次年度总冠军，举世无人可及。 有人问舒马赫：“赛车最关键的技术是什么？” 他说：“刹车。” 开车最快的世界冠军也是刹车用得最优秀的。

在处置国有企业产权的时候，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出于对经营层的极端不信任，转而试图从外部寻找产权改造路径，国有资产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经营着们争相追逐的猎物。在这个过程中，对现有经营层的无情排斥，与对外来力量的盲目信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将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基础较好的企业作为收购对象，这种对时机的判断和收购对象的选择是整个并购和整合成功的基础。 ‘能攻心，则反侧目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开车最快的世界冠军也是刹车用得最优秀的。 决策基于推理而产生-商业推理影响决策的制订，而因为所有决策必须依赖的事实都是存在的，所以作出的决策几乎都是必然的。计划和会议的作用是吧推理硬性的推到前面，使他的价值和需要被大家所认同。

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而言，失败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 德隆的很多部属都对唐万新的这句名言念念不忘。唐万新喜欢打猎，经常看着一辆丰田越野车，游猎新疆各地。据说越是凶猛的猎物当前，他越是莫名兴奋。他在裕民县有一个农庄，会议室里挂了一块大匾，上书“唯我独尊”四个字。

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在中国金融改革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

其实，掌声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激情往往更容易获得喝彩，但是激情也最容易酿造悲剧。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所有大变革时期，＂法罪错位＂几乎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家的＂原罪＂亦是这个改革时代的＂原罪＂。

突然发现，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非常神奇，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

没有哪种职业，具有像企业家这样的功利性。 一场伟大的爱情，并不需要一个美满的结局作为注脚，有时候甚至还相反。一位绝世武士可能死于一场宵小之辈的阴谋，但这并不妨碍他英名永存。即使是一位诗人或小说家，只要他们一生的某个时候创作出了一首或一部伟大的著作，便可以站在那里永久地受人敬仰。 可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企业家的成功能被人记取和传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所一手缔造的企业仍然在创造奇迹。

“一个关于优秀的产品，常常给了企业家更多犯错的机会。”这是所有商业规律中最让人唏嘘的一条

因而，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很多改革行为在一开始都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而“先天地”带有违法、违规的特质。这使得改革者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而当其变革行动受到质疑的时候，一些当政者往往不愿意正面回应。

1.进入一个行业，先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2大前研一的新观点是，在面向未来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公司或者个人，唯一的生存之道是专业，任何企业家对自我的培训，必须向专家化的方向开展。

1.企业决策，特别是资本活动，在很多状态下是很难进行量化判断的，企业家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市场、公司走向的判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依据就是，你对自己的经营行为有没有足够的“控制感”。 2.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

1984年，被称为是中国公司的元年。在这一年里，后来称为”中国标杆性企业“的联想、海尔、万科等公司相继成立。在璀璨群星之中，诞生与广东三水县的健力宝是最耀眼的一个。

后来的事实是，在这场长达七八年的营销乱世中，健力宝并没有深陷其中。他没有跟着太阳能大打广告战，其广告投放一直很有节制，并始终以体育运动为投放主轴，以小投入、大效应的新闻公关策划为特色；它也没有跟着飞龙、三株走上任意夸大功能、欺骗消费者的歧路，所以到1997年前后，全国保健品市场信用总崩塌的时候，健力宝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它甚至没有走上多元化扩张的道路，健力宝的产品线一直非常单纯，现金状况极好，资本运作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进行。

在这个乱世中，最后只有两位幸存者：一是娃哈哈的宗庆后，他在1995年前后急流勇退，全面撤出被谎言和激情淹没的保健品市场，转而在稍稍”干净“一点的饮料领域大展雄心；另一个就是拒绝了有货的李经纬。

就在1996年底，知名家电企业TCL的创办人李东生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了放弃经营协议。根据约定，李东生团队每年确保国有资产增值10%，政府则承诺经营层可以按一定的比例购买增值部分的企业股权。而在三水附近的顺德市北滘镇，生产小家电的美的集团则被整体出售给了它的创办人何享健及其团队。

在2000年前后的”国退民进“中，很多地方政府在出售企业的时候，选择”宁予外客，不予家人“的策略。其原因有3个：一是担心经营层上下联手，难以控制；二是为了避嫌，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三是利益纠缠，难以均衡，索性卖给外来客。

由于政府的开明与倾力支持，当时的顺德的确非常”可怕“：全国家电产量1/3在广东，而顺德就占了”半壁江山“，它是全国最大的电冰箱、空调、热水器和消毒碗柜的生产基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微波炉和电饭煲的制造中心，容声、美的、万家乐和格兰仕并称”中国家电四朵金花“。在这一年评选的全国10大乡镇企业中，顺德竟赫然占去5席。 ......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不少企业家在创业时都具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很多勤奋创业的江浙企业家轻信德隆，将千辛万苦赚来的资金交其打理，最终都落得血本无归。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其中最惨的是日化领域最大的民营公司浙江纳爱斯集团，它在日化市场上与全球龙头宝洁公司竞争，取得了让人骄傲的业绩。创办人庄启传信赖唐万新，将6亿资金委托”德隆系“旗下的中富证券理财，结果深受拖累，殃及池鱼。

这些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法律条文，个个都是这个商业社会中的顶级精英人士，可是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所有人都突破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中科系“的成形与K先生的得逞，可以说是中国证券业的一大耻辱。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基金会对于金杯的上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参与上市全国的汪康懋证实说，美国证监会官员到中国考察时，中国人民银行出面进行了接待，一些文件都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会议室签署的。汪康懋说：”没有他们，华晨上市不好办。“

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态。

我们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败局，如三株、爱多、秦池等等，大多数为企业家市场战略的失误；而近5年的企业败局，如华晨、德隆、格林柯尔、铁本、三九等等，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气息。 这种特征，便要求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在很多关键的时刻，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了企业得命运轨迹。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被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个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型。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新现象。

任何一场改革都无先例可循。因而，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很多改革行为在一开始都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而”先天的“带有违法、违规的特质。这使得改革者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而当其变革行动受到质疑的时候，一些当政者往往不愿意正面回应。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所有的大变革时期，”法律错位“几乎都是一个普通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家的”原罪"亦是这个改革时代的“原罪”。

《新财经》在一篇评论中分析说：“三九的专业化战略让人疑惑，制药业属于生产领域，连锁药店业务属于流通领域，医疗健康更侧重于服务领域，三项业务均和“医药”有关，但实质则截然不同，投资风险更大。”

其实，当时托普名下扔有不少优质资产，特别是各地的软件园土地价值已经飞涨数倍------托普危机爆发的时候，正是中国房地产井喷的疯狂时刻，天津顺驰的孙宏斌正四处高价买地，如果运作得当，大可以选择若干块有操作空间的土地割肉止血，渡过难关。而其旗下的3家上市公司也很有出售融资或寻求合作的空间。可是，宋如华却表现的非常迟滞，好像还一直在祈求有奇迹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