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的唯物主义分析。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非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之解放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

仿佛比起家庭的现实，人们更希望保留家庭的深化。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在着赤裸裸的暴力。当“整合”家庭的不是爱而是专制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正因为指出家庭中存在统治和压迫这一现实，才被扣上“瓦解家庭”的罪名。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在工业化愈发成熟的社会中，这最终必然会提升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也就是期待孩子成为高收益且高质量的劳动者。教育在当下则是“在世代间财富转移”的主要表现。

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

父权制资本主义需要从女性手中剥夺一部分再生产劳动使得女性变成部分再生产者。而依靠高科技的高度资本主义则需要受教育的劳动者。而这种“受教育劳动者”的教育费用无非是由女性来负担的（本应由受益者负担！），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阴谋。 ——第十章

她指出的对象正是那些怀抱嗷嗷待哺婴儿的女性，只有职场才是最能喘口气的地方。因为有职场上的临时修整才能让自己接着投入繁重的育儿工作之中。 ——第十一章

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之活力。而在父权制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第十一章

日本的资本主义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这种不彻底的形式支撑着父权制。我认为这表现在它对再生产品质管理（QC）思想所发挥的作用上。日本式家庭制度虽然没有对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女人提出很多要求，但它要求女人作为母亲要自我奉献，而这才是这一制度的核心之所在。在核心家庭化和低生育的进程中，女人作为母亲的角色反而被逐渐强化了。让女人成为再生产者，这种思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逐渐被推进至极限，而这正是近代父权制所设下的圈套。 ——第十二章

长期以来，男性都在与资本对抗和斗争，而女性明白了自己要为追求什么而斗争。 ——第十三章

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也许男性会有诸如自己为心爱的妻儿辛辛苦苦赚钱之类的借口，但是，第一，女性以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支付实物费用（劳力和时间），而并非支付货币费用及金钱，并且，如果将这种实物费用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实际上将超过了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第二，女性为了负担上述实物费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货币收入（误工费），即便之后再就业，那段离职时期将会成为不利条件，使其终身背负无法挽回的差距。

支撑女性边缘化的是家庭，女性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紧密相关，女性是再生产者，所以他们作为生产者是次等的，而正因为他们是次等的生产者，所以他们被称为再生产者，如此一来，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领域之中，以及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二者共同制造了女性的双重分离区

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这种生育的控制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发达国家中并不是由于文化禁忌或者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而是由当事人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当我们看到由于自由选择的人们拒绝了结婚，控制了生育时，我们反而弄清了一直以来是怎样的文化，社会性强制力作用于结婚以及生育之上的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所谓赡养年迈父母的再生产劳动，其实是最早由家庭领域向公共领域转移的一种劳动，照顾父母辈是子女辈的责任，而这种日本所谓的常识，在欧美各国是行不通的，三世同堂这一剂良药，本来就是极富日本特点和缺陷的。在"危机论"的各种说法之中，"保卫家庭论"显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一致，即二者根本不想将再生产劳动从家庭中转移出去.

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的活力，而在父权制之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但即便如此，将这种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话语仍层出不穷。

不管怎样，女性还是"为了孩子"而辞职了，然而是谁来判断定这种做法是为了孩子呢？孩子自己是无法判断的。所有有关育儿的意识形态最终都逃不过一句"这都是为了孩子"的陈词滥调罢了。 我们不应该去追寻"什么才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去思考"这些人究竟希望什么是正确的"。明白了这点，那么当下的这种"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的育儿观，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特点就一目了然了

只有家庭或是私领域才能提供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唯一不被异化的空间，但反言之，所谓的"避难港湾"对女性和孩子而言，瞬间都就可以摇身变为"压迫和暴力的专制王国"。

资本主义是交换游戏，它的内部兼具了等价交换和不等价交换，从理论上来看，利润仅在进行不等价交换时才会产生。资本占有者和非占有者的分离，换言之，只有在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分离之后，劳动力的交易披着等价交换游戏的外衣才能够开始进行，而这种劳动力的交易其实是不等价的交换游戏。看破这种把戏的正是马克思。 无论是城乡差异、国别差异，还是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这些都是经济外部的变量，前者是政治性的，但是通过这种差异而诞生出的利润却是经济性的。

倘若没有家庭责任，那么女性则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但是这样的选择只存在于劳动机会成本较高且竞争力较高的女性劳动者之中。女性分为了三派——精英职业女性、占大多数的边缘化的职场女性，以及均不属于前两者的无业家庭主妇（拥有"不用工作也行"的这种特权的专职主妇）。 并且，上述这种女性的多样化，在"自由选择"以及"个性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都隐藏在了看似是女性自身的选择之中。

不管怎样，家务劳动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化，是女性工作的前提。其方法包括：第一，不生育孩子；第二、三世同堂或者临近居住的母亲或者婆婆的帮助；第三，购买私人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第四，彻底的ha全智能家居；第五，公共社区服务的帮助。在种种选择之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通过让丈夫同等地承担家务育儿劳动"来减少妻子家务劳动的负担。

“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materialistic feminist）。

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 反 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 此称为“治疗”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女性解放划归为社会主义革命，激进女权主 义则把性革命作为重中之重。它们背后的理论实际上分别是阶级统治一 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马克思主义将近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历史固 有形态命名为“资本主义” （capitalism） o 与此相同，女权主 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 为“（近代）父权制"（ patriac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