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又东风

思想史尤其是一种连续性很强的思想史，并不仅仅是悬浮在抽象层面上的“影响”和“接受”的连续关系，而往往是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为制度、常识和风俗，从而影响社会民众，在生活世界中始终延续的观念，以及经由经典记载而延续，经由教育而普及，成为所谓“传统”的东西。

正如艾尔曼（Benjamin Elman）正确地指出的，清代考据学只是一个圈子不大的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倾向，而龚、魏在思想史上也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影响如此之大。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环境，我们发现，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意识形态领域里，程朱理学仍然是通行的公开话语，仍然主导着“政治”和“思想”，但是在学术领域，却出现了以剥削与考据为标准的认同群体，形成了一种确认自我价值的学术话语，而在“私”的生活领域，却普遍被另一种私人性的话语所占据。

可是，在谭嗣同那里，已经在用佛教思想来理解西洋哲理的宇宙论，以佛教之说来理解西洋的医学心理学，以佛教想象来拟测西洋科学和技术，几乎是全面糅合西洋之说余佛教之说。

20世纪的头十年和19世纪的末十年已经很不一样

当时的英文modernism曾被译成“从新主义”[1]

这次出现在知识界而非宗教界的佛学复兴

他们的思考成果，基本上是在一种知识共同体中互相欣赏和互相了解的，由于并不公开发表，又不作为教育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系列的知识积累，因此也不能称之为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被各个撰写者接受的“脉络”，其实并不完全是“历史”本身，却是自古以来一次又一次被书写的思想史“系谱”。

这种“系谱”以及更接近传统历史想象的“道统”，重心在于追认过去的历史，确立当下的合法性，而不太考虑尽可能地恢复哲学或思想的历史，或者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以“道统”或者“系谱”代替了“历史”，在给我们叙说着古代中国思想世界。

近年来编丛书，大概已成风气，不过，编书变得越来越容易，也在变得越来越随意。其实，编选丛书，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很难，全看编者是否要与自己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