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

想不到，在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虽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警告苏联必须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中国的方式，来取得他的信任。而鲍格莫洛夫却丝毫不为所动，这位大使甚至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见中，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竟全无结果。

他所以敢冒此大不韪，甚至敢立下捐七尺之躯在所不惜的雄心，准备战败“自杀”或“入山为匪”，恰恰是因为他相信，经过“再三再三地考虑”，其所作所为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

指阎锡山为卖国贼，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红军这时军事行动的一种需要。至于阎锡山这时对抗日态度如何，其与张学良有何种共鸣，中共方面自然一无所知。实际上，阎锡山此前与张学良一样，也在“找国际（指共产国际）及党（指中共）的关系”。据中共北方党部军委负责人王世英此后几天的报告看，阎锡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至2月红军东征之前，阎本人至少已经与北方党部的代表有过三次谈话。

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以东北军继续硬撑下去只能拼光老本，从而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人民的啐骂。张学良已再无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有可能回家乡，也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东征北站、抛头颅撒热血的十几万东北军人，和许许多多流亡关外的东北人。

在整个中国都受到日本进一步大举侵略的严重威胁前，杨虎城像张学良一样也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极为方案。因此，他在政治上很显然是中共抗日反蒋主张的同情者。但不应当忽视的是，中国近代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之所以能够称雄一方，靠的都是军队。在这方面，杨虎城也不例外。因此，像这时所有的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一样，杨同样最看重自己的军队。而蒋介石同众多地方实力派之间之所以矛盾重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立志统一天下的蒋介石，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地方派手里的兵权。

多少让周恩来感到可以高位中共中央的是，蒋介石在临行前专门召见了杨虎城，讲了一些颇有诚意的话。据杨事后告诉周恩来，蒋曾当面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正因为如此，张学良于二十六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杨虎城显然不了解莫斯科中国政策的本质特点。他不清楚，纯粹只是从阶级观点看问题的那些莫斯科的决策者，之所以毫不在意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做的牺牲，根本上是因为它们从来都把中国的军阀看成是不可信任的投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有可能放弃对自己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暗中支持。即使是在这时，在他们从自身的外交利益出发，希望看到共产党尽可能快的与南京政府大亨政治妥协的情况下，它们也仍旧在坚持这种妥协不能影响中共与红军的日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第五，他再次调西北发动要由张学良来领导，但担心张部复杂，且担心因张继父业，未经艰苦经营，关键时可能靠不住。

蒋介石最早找中共谈判，发生在1935年。当时中共已经被迫退入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南京政府已经将大半个中国统一在自己的权カ之下。相反，日本人却在接连侵占了东北三省及热河和察哈尔大部分地区之后，又向绥远、内蒙甚至平津地区推进了。为设法阻止日本人进一步染指华北乃至全中国，務介石这时十分希望能够与苏联政府签订一项军事互助条约。他10月份向苏联大使提出此议，恰好这时苏联极为担心日本可能首先进攻外蒙，进而进攻苏联，因此反应颇为积极，12月中旬苏联政府就明确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讨论军事互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