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

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王学典，《历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p165

认识特定的官僚政治制度、特定的官僚机构之性质，离不开对其渊源背景以及所处社会情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职事规章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其执掌人选与机构、制度问题的结合分析。

但在这君臣二人的对话中，又存在意思衔接上的“错位”。 文彦博所谓“失人心”，是指更张祖宗法制带来的不利，在神宗的逼问下，他事实上承认了“人心”是指士大夫之心。神宗“于百姓何所不便”的质问，应该说，是从“利益”角度出发的；而文彦博的回答，则避开了对于百姓是否有利这一话题，转而自士大夫“治天下”的立场、自官僚体系运作“不便”的角度去讲。这里的逻辑转换，在当时看来，也许很自然：对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实际意义的，王朝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当然不如说是参预“治天下”的官僚以及行政网络。

从赵宋列圣相沿的“祖宗家法”收缩到专一“继述”神宗一朝，所反映的，并不是将抽象原则具体化的努力；恰恰相反，通过强调“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神考新一代之典刑以遗我后人”，事实上拉开了与前代习称的“祖宗家法”的距离，或者说是旨在“架空”祖宗之法。

有宋一代，文臣地位并非卑微。作为文臣政治领袖的宰相，在殿廷进对时不再命坐、赐茶，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得从容”。

在宋代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方面，士大夫强烈地要求人主与朝廷的政治举措能够垂范将来；另一方面，即便现实中帝王的实际举措不能尽如人意，他们也会考虑如何使自己笔下的历史记叙能够垂范后世，为继君主树立效法的楷模。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祖宗之法的阐述，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都体现着统治阶级集体的“政治智慧”。

“祖宗之法”在宋人的叙述中，既是统辖万事的“纲”，也是包容万物的“筐”。

“祖宗之法”范畴的不确定性，适应着不同信念的官僚士大夫们争取自身“话语空间”的需要，为其倡行者、实践者提供着阐发、解释的机会。而这种阐发解释活动，在弘扬“祖宗之法”神圣性的同时，也赋予解释者们以权威的地位。

就“过程”而言，如今，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们无不注意到长时段研究的必要性。以赵宋开国以来的政治历程为例，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再朝代更易的框架之下认识问题，则可能注意到，中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至真宗前期）应该属于同一研究单元。

上流社會反而出現了朝廷與“衣冠流品”的緊密結合

祖宗之法”的落脚处是规矩法度，而较之于冷冰冰的“法度”二字，它从整体上着意强调“祖宗”的威灵，突出作为家族尊长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导向与决定作用。这一方面贯穿着祖辈对于后嗣的垂范，带有子孙承嗣祖业的脉脉温情；另一方面又以祖宗的神圣权威，对于继承者的行为有所约束。也就是说，作为特定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映，赵宋的“祖宗之法”联结着“家”与“国”两端，既体现着朝廷“法治”的意向，体现着对于“人治”的限制与规范又依赖“祖宗"”的权威，因而仍然是“人治”的延伸，是寓含一定理性精神的“人治”。

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我们可以填补很多“空白”；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对于结构性的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人物、事件、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

对于“一道德、同风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将道德标准过度拔高、涵盖一切，结果恰会导致道德实践的虚伪，真所谓“尊之适所以卑之”。）在当时，士大夫个人的道德失落经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争中集体性的道德失落，却往往隐蔽在道德标准绝对化的高扬旗帜之下。 此时，所谓“新法”的继承人们，不仅毁掉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新法，毁掉了不止代精英人物，也毁掉了赵宋王朝百余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要掉了以厚宽“召和气”自调的北宋。）

不仅清议、时贤之代表人物如此，理宗自“端平更化”以来所任用的宰相郑清之、乔行简、崔与之、史嵩之等人，以及淳祐以后的杜范、吴潜、董槐、程元风等人，虽多有时望，却终于未能扭转颓运。理宗的用人不专，甚至“事多内出”，在当时为人所共知。蒙古崛起，外有强敌，朝廷君臣应对不暇，内部制度环境积重难返。运势已去，徒唤奈何。……在理宗朝，宋廷终于失去了它得以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宋代，恪守“祖宗之法并不仅止是一种政治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在所谓祖宗之法”层层复复、高度包容的内容之中，倾注着当时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热情，体现着一代代人对于时代责任所特有的认识与追求，也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也是酿就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一。

皇帝这个政治角色已经具有它可期望的规约性，它的权力与义务都已经由历史经验的累积，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了相当确定的模式。因此，一旦黄袍加身，新天子就可以从这个早已被大家所习惯去尊崇的皇帝名号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权威性。

受命前来覆按太康、成平二县税的毫州防御推官王若，由于在这一关键时刻出面坚持应该放税，而使真宗感念不已，其后几乎眷顾他一生。

应该说，王的态度，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选择。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情形，“恪守祖宗故事”原则的提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反映着关注国是的士大夫在困惑、周折中的成长。参预执政的臣僚无法完全限制帝王的作为，一套冠以“祖宗”名义的成规定法却可能成为嗣皇帝们所不得不顾及的轨范。“祖宗典故”、“祖宗法度”这样一种概括方式，无疑赋予王朝的既有规范以更高的权威，同时也为臣僚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可能据以对抗君主本人脱逸正常统治轨道的要求。

“君子、小人不参用”的声浪，北宋中期以后日益高。这种以政治立场取代理性判断，以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漩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从而再无真正的独立立场可言。

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

总之，藩镇割据局面的结束，经历了相当错综曲折的过程。比较而言，结束割据政权林立局面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分步收缴内部诸藩政权、军权、财权，防范割据局面再生，建立“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的各级行政体制，则复杂棘手得多。这后一过程开始较早，然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努力方告基本完成；该过程的推进，虽以军事实力为其后盾，却很少以兵戎相见。宋初帝王起家卑微，重视优容武将，抚慰元老勋旧，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外，还与其结成政治联姻圈，以求得局势的安定。而这种基本政策，其后亦长期延续下来。（P212）

宋代的皇位继承，一般来说尚属平稳，没有出现重大的统治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更替之际的一切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行皇帝”的“既定方针”顺畅运作。最高权力交接时期的紧张，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仅就北宋而言，即使不提太祖、太宗间事出突然的兄终弟及，其后在太宗、神宗、哲宗去世时，都曾有过短暂的不安。而入继大统的英宗与皇太后曹氏之间，临危禅让的徽宗、钦宗父子之间，彼此间的不满与戒惕更几乎是尽人皆知。这尽管没有对当时国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构成致命的威胁，却显然影响到朝廷的用人政策与政治局势的安宁。（P290）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表述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经“言者”提出而由君主明确认定的“祖宗法”之原则，不仅导致台官的具体人事变动，更对于朝廷的导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遵行“祖宗法”，成为朝堂上不倒的大旗；对于“坏祖宗法”的戒惕，则成为上下共同的警觉。（P373）

明君子、小人之辨”的关键，被认为在于君主的正心诚意。在宋代三百年的历史中，这始终是士大夫们反复进谏、讨论不完的话题；也是看似抓住了实质所在，却又无法自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具体到南宋后期，这一主张明显的思考误区之一，在于它期待“尧舜之君”，认定“君子”即能够成功治理国家；而所谓“君子”，又主要是根据其操守学行进行判断的。（P496）

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因循保守；剖析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需要通过思考提出问题，把握问题，回应问题。“问题”决定于眼光和视野，体现出切入角度和研究导向，寓含着创新点。突出“问题意识”，就要以直指中心的一系列问题来引导并且组织自己的研究过程。这样的研究，才会言之有物，具备洞察力；オ会致力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实在逻辑，而不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这些不得不说的套话，不仅出自于拟撰制敕之文士的命词习惯；在其背后，蕴涵着无可置疑的实际意义。强週“祖宗”强週“继承”，即宣布了继者皇权的合法性：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殊重要的“家”“国”关系带，以此去抚慰动荡之中渴求平安的民众，无疑也正是稳定政权的需要。

随着门阀制度的解体、庶族势力的上升，“士族”的构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波动不宁的外部环境中，“正家之法”成为一些士大夫家族藉以自保的手段。旧世家炫示其礼法门风，以期高自标；而后起家族亦需要寻求整齐家风、绵延世祚的轨范。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家法”愈益受到重视。

“祖宗家法”（“陛下家法”、“祖宗法”）的提法在仁宗朝正式出现，并在日后凝固为一成说。这一方面与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及人阶层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同时，也与士人“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传家精神的重新确立有关。

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中国人表达思想的传统方法，就是明明属自己的新创，也要将其纳入对某种已有的经典之诠释或阐发中。而在政治史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面对原本陌生的新环境之际，决策者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依靠对于原本熟悉的固有精神原则的重新阐发，奠定比较安宁的施政基础；为了保持稳定感至某种信任格局，在面对当前的挑战、铺展通向未知的道路时，常常强调与既往、与“已知”的延续。“易知而易行”的“祖宗家法”，正是赵宋沟通既往、应对“未知”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