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病人”

赤脚医生之所以风靡一时的理由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仇、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的图景。

如不分昼夜的出诊、极度耐心的诊疗态度和因陋就简的技术简约风格，既是赤医自身大多出自本乡本土的成长环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应，也是复杂的非情感利益互动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结果。

中医总是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

赤脚医生在市区工分后只能靠乡镇微弱的补贴度日，已完全没有了经济利益的倾斜和随之带来的优越感。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医”几平变成了趋于西医化的国家医疗体系中的一颗棋子，可以功利性地加以安置和使用。据当时的内部资料显示，1952年河北有的医生曾连续两三个月参加种痘、防疫、注射等爱国卫生运动，政府每天只发给每人（旧人民币）五千元的补助，有的医生下乡防疫要骑自行车，但中医车子坏了不给修，病了无人管，回家后还得照样补勤（村中勤务）补税（兼营药铺者拿营业税），造成大人孩子生活无着落。到了1953年，竟连医生下乡每人每天五千元的补助也停发了，有的医生反映：“当医生不如当小工。”

传播学创始人哈罗德·D·拉斯韦尔在探讨战争中的宣传技巧时曾经意识到，宣传组织的一般形式呈现变化不定的态势，宣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宣传目的进行调整。然而，宣传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选择最适合激起所需反应的社会建议。拉斯韦尔认为，宣传的首要目标在于激起对敌人的仇恨，因为这些敌人破坏了集体的自尊和道德标准，是实现整个国家珍贵理想与梦想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