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丑笔记

孤独其实有两种。譬如乘车，有个人没挤上去，有个人自己下来了。都可以说是孤独，但是其一惶然而其一坦然。《现代汉语词典》用“独自一个人，孤单”来解释“孤独”一词，我的理解或许倒应该说是“独自一个人，而不孤单”。而且孤独从根本上讲并不止于行为，平时常说，让我安安静静地想一想，其意庶几近之。真正的孤独对人来说是奢侈品，是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一种享受，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多少是带一点贵族性的。

至于另外一种也叫作“孤独”的，就是常常说是要“坚持”或“忍耐”的，用《庄子》的话形容则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其实灵魂还是喧闹的，只是暂时还缺少一个喧闹的背景而已。

很多书都是专门对应人的某个时期的，错过了也就错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受的教育是有欠缺的。又比如上大学时我对存在主义特别着迷，什么杂志上有萨特、加缪的小说和剧本都赶紧找来读，可惜当时他们的书翻译过来的很少。后来倒是陆续都出版了，但是阅读时的心境已不复当年。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是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该看什么就能看什么，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很羡慕他们。

才子的欲望都是浮泛的，没有深入到骨子里。

博尔赫斯的“另一世界”仅仅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这支持了我的一个想法，即想象本身已经足以给人类提供永恒的价值取向，而并不在乎这一想象的意义何在。换句话说，想象与我们的存在之间并不是派生或隶属的关系，无须用存在来界定，它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就已经具有了终极意义。

我要举出的是贾岛（《长江集新校》）和李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我有个看法，就是中国向来缺乏一个完整的唯美主义传统，总是美善不分，最终则以善为美，这很难说是健全，所以当初特别爱好这两位。说来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很有可以借鉴之处，就审美趣味和审美体验而言，既是纯粹的，又是极致的。所以这里虽然人名已经说到十一位，书名却只列出九个（陀氏的两套算是一套），那么我就再来加上一种《川端康成文集》。

这里有个典故，见周密《浩然斋雅谈》： “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祹问，祹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 我是不懂声调的，但是如他所讲，似乎该说是番“美的历险”了，这就让人好生歆羡。

因为事先拟了“后记”的题目，我也喜欢这种不是题目的题目，正可以随便乱说，所以明知道自己根本不能真正做到，还是趁机把多年来有关文章的向往说在这里。附带声明一句，所有向往都限于一己，丝毫没有推之于人的企图。郑板桥有言：“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实为文学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破窠臼就是破窠臼，若由此而立什么，所立者只有破这么一个意思而已，否则岂不成了新的窠臼了。

《六丑笔记》所收各篇最初发表时，谷林先生常常赐函加以评议，例如：“《读〈钱锺书散文〉》这样的标题，在报刊上，显得大方醒目，但收编成集，恐当斟酌，不然在目录页上就会有点像一排仪仗队模样了。编辑硬添上去的专栏名称‘新书评价’，也不惬人意，不过这些皆属末节，不会妨碍读者欣赏止庵的独特风格。”（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九日）然我实在拙于给文章起题目，所以编集出版时并未另改，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如今再次记起这桩往事，却仍想不出恰切的篇名。不觉谷林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多，类似这样中肯的意见很难再听到了。

比赛结束当晚，我们在南京路上散了会儿步，他对我说：还是你说的对，无论我们怎样想象黑暗，黑暗总是超出你的想象。

关于散文，我尝有“诗文有别”一说，鹤西之作应该算是上品的散文诗，怪不得废名要说“几位诗人都爱好”呢，我觉得这里真是文心相通，不由得好生喜欢。此书出版在一九九七年，算来距作者写作已有六十年了，就是废名也是隔着整整半个世纪在那儿太息。“初冬的朝颜”，出自日本的徘句，或许乃是一点生意，一种慰藉，但到底还是悲哀的；犹如一说“但愿人长久”，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难道我们真的当它是两回事么？

《宿命的召唤》中，类似这样的“人性的呼喊”（卷首编者语）还有威塞尔、哈维尔和克里玛等人之作，加上前述《读“衰落”》和牛布衣《一部不该被遗忘的书》等，共同构成了一种浓郁甚至是有些沉重（但是并不单调）的人道主义精神氛围和思想氛围，说得上是这本刊物的最大特色。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是对流行的“闲适”文章的反动，和对同样流行的所谓“大散文”的矫正，如果丛刊编者的意图真在于此的话，我想他们多多少少达到了一点想要达到的目的。

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好像应了那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自己所想尽一点力的地方也在这里，虽然说起来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所有事情都是译者亲属和出版社的编辑认认真真做起来的。

《太阳的季节》被称作“纯战后派作家首次发表自己见解的作品”，当初获芥川奖时，日本文坛很有一番争论。老一辈的作家如宇野浩二、佐藤春夫和丹羽文雄等都表示反对。宇野、佐藤与周作人差不多是同辈的人，从日本文学史上看他们与下一代作家的区别，似乎正落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野之上。

庄子与《庄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概不超出以下三点：第一，《庄子》这本书使用着庄子这个人的名字；第二，庄子据说是《庄子》的作者；第三，庄子是《庄子》里的一个人物。这里第一点几乎是没有问题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注曰：“名周，宋人。”是《庄子》书名最早的出处。以后一直沿袭，虽然后来还有“南华真经”“南华经”之类称呼，但都是推崇道教的皇帝的胡闹，用不着去管它了。

［附记］此文所说，系遵循亚里士多德《诗学》之论述，“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而鲁迅的话亦有承袭亚氏论述之意，均不同于如今流行的那种以坏结局和好结局来区分悲喜剧的看法。

谷林翁来信说：“不久前读过陆键东的名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总觉得作者过于年青，笔锋太富感情，每一段落几乎皆以咏叹调作结，读者遂只剩得同声一哭，不克回环咀嚼矣。”我对此甚有同感，记得回信说，读此书只有一个印象，即在缄默的历史与缄默的陈氏之间，一个传记作者在那儿呼天抢地，上下跳踉，真不知何以至于如此。就算感受都是真的，太过亢奋，也都破坏了。附带说一下，现在来看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所谓“三大传”，以传记论也是夸张多而内容少，不如说是他的长篇抒情散文更恰当些呢。

文章似乎向来有大品小品之分。其间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前者旨在经世，而后者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连带着作者写作时的态度也不一样。拿这个标准来看，书话一路文章自然应该算是小品。但是正因为作者的态度比较放松，没有太拿它当一回事儿，结果反而能把文章写好。这也就像宋人作词，元人作曲似的。

《西谛书话》《晦庵书话》和《榆下说书》，借用一句现成的话，作者都是深娴文章之道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风格，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什么。比较而言，我更偏爱郑振铎那本一些。倒不是说他的文笔更漂亮，我是每次翻看，都能被他的《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所感动。而其中一得一失就不是区区欣赏或玩味之类话语可以对付过去的了，即使形容以字字血、句句泪大概也不为过罢，虽然我是不大习惯用这类字眼儿的。书话中能有作者的人生况味，以这个来要求书话自是太过分，但我实在要说难得他写出了这么好的文章。

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是我最心仪的作家之一。我自己学写文章，可以说受惠于他的地方甚多。多年来苦于不能集中阅读，翻找旧杂志报纸很费气力，就想编一本书出来，给自己也给别人提供一点方便。现在完成这一宿愿，实为平生一大幸事。在我所编的书中，这要算是最用功的一本了。曾就废名散文写过几篇小文章，有些想法未及说到，顺便写在这里，权当一篇序言。至于本书的编辑凡例，另有专门说明，不再赘述。我一向主张编书当以不编为编，目的是尽量保持其本来面目，这一本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