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书

有两种“看透”：一是明察现在，一是洞彻未来，正好分别用来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是“现在之书”，《一九八四》是“未来之书”。但是没有《动物农场》打底子，也就没有《一九八四》，两本书自可视为一个整体。对奥威尔来说，从“动物农场”到“一九八四”，倒是顺理成章，一蹴而就。

奥威尔代表一切将他视为这个世界的先知的人，包括我在内，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如前所述，先知所陈述的是最后意见；这就意味着，在同一方向上已经不可能有人说得更深刻，甚至不可能说得更多。奥威尔是直达本质的，而我们通常只局限于现象。那些自以为超越了奥威尔的，往往反而从他的立场有所退步。我们读他的书，真正明白他的意思，胜过一切言辞。

前些时读尤瑟纳尔著《哈德良回忆录》，卷末所附创作笔记有云：“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所论甚得我心。尽管自己写的玩意儿不能与她的巨著相比，“年过四十”的时限因而不妨稍稍前移；然而未曾在特别幼稚时动笔，至今仍引为幸事。

我写的书，大致可以分为“集”与“书”两类。相对而言，以后一类较为着力，就中《樗下读庄》《老子演义》二种，尤其如此。此外想写的题目还有几个，譬如关于《论语》、唐诗，都想做些研究工作。来日方长，足堪消磨。——这里提到“研究”，或有自夸之嫌；不外乎读书笔记，只是自成片段而已。以上无论是“集”是“书”，一总皆为读书之作。我是一个普通读者，读什么书纯粹出乎自愿；偶尔发点议论，也是因为确有心得。虽然著之于文，未必有甚价值；然而我自付也干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事儿了。

话说至此，想起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无奈自己读书经年，尚且不能达此境界。然则他说“会意”，显然不是不“解”；“会意”与“甚解”界限何在，或许唯有此老才能省得。我辈才疏学浅，还是用功要紧。不然不是自找借口，就是为陶公所骗了。

以一己经验论，“老少咸宜”的书并非常见，往往早看了不懂，晚看了又没意思了；恰得其时，读来顶有意思，收益最大。从前有人写过《一生的读书计划》，倒是可以借用这题目，把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大致安排一个顺序。最要紧的还是“少”那一段。因为读书乐趣，多半是在这时养成；口味不对，就此倒了胃口亦未可知。

我素来爱看电影，现在看碟，此外一直留意有关电影的书或文章。佐藤忠男的《黑泽明的世界》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是两部未必十分深刻，分析却很细腻的电影论著。前一本书的后记说：“我以为，这本书是一个日本电影研究者对一位电影作家的作品一部又一部地重看一遍之后写的第一本书。”后一本书的后记说：“我在执笔写这本书时，凡是现存的小津的作品，就一定看过一次或多次。”当年读到这两句话，真是歆羡不已，深感难以企及。时至今日，咱们居然可以部分地做到这一点了。

前些时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作者既是骑兵军的一员，又是文化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为别人所难以企及。换句话说，你不是巴别尔，也就写不出《骑兵军》。

舍斯托夫是哲学家，可也极富文学修养，情与理简直融为一体；他的感受和表达饱满充盈，一般文学家望尘莫及。舍斯托夫与同时代的其他俄罗斯哲学家一样，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比较起来他在气质上秉承最多。因为这个原因，文集中我最中意与陀氏有关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和《悲剧的哲学》。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这题目略有点儿别扭——中的《王氏之死》《皇帝与秀才》《曹寅与康熙》《利玛窦的记忆之宫》等，读来非常有趣；让人不禁要问作者到底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尤其是那本《中国皇帝》，甚至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史景迁很善于从某个小题目人手，深入开掘，并且讲得绘声绘色。他不是把历史演义化或趣味化，而是发现了历史本身饶有意思；他所选定的题目，他的人手处，正体现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独特发现。

《齐如山回忆录》从前有家出版社也翻印过，不过做了删节；这回新出的这本，好像较多保留本来面目。有人称赞它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实非过誉。这里提出三条：一是所述之事极有意思，二是讲述之人极有意思，三是他实在讲得太好了。一二两条是不可求的；第三条则他人或可模仿字句之美，却不容易学得贯穿始终的那个坦荡的态度。齐氏这书，可谓得大自在之作。

《淡墨痕》是谷林的随笔集，距离他上一本著作《书边杂写》问世，已经过去十年之久。谷林是个安静读书，认真写作的人；他的作品别具一种意义，虽然作者无意于此：它们与当下的社会潮流正是南辕北辙。对于社会潮流，我们很难简单地说“是”或“非”；但是假如它席卷一切，吞没一切，那么肯定不是件好事情。有一种与之相反，或者置身其外的立场，太不容易。谷林这样的人以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文字也很难有了。这一点，在《书简三叠》中，也许体现得更为明显。

《知堂乙酉文编·谈文章》有云：“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辞达而已矣”之必要条件，正是这“有意思要说”和“有词句足用”。不然没有意思，所“达”何物；词句不足，如何“达”法。我写文章，难处之一便在这里。而又以前一方面为主。近年所作，多系读书所得；但要做到“有意思要说”，往往并非一本书读毕，就能了然于心。有时需要由此及彼，融会贯通；而最终所想表达的，已不为当作标的的那一本书所限了。这种文章是否还能叫做“书评”，自不无可疑之处。

周氏说“原可好好的写出来”，此即“辞达而已矣”；而“文胜质则史”，则是“不好好的写出来”。这是我写文章的另一难处所在。大约开头最不容易，好像一股做作意味，轻易就会流露出来。自己对此难以忍受，是以一再推倒重来。非要觉得舒服了，才能写得下去。其实也只是得着最平凡的几句话罢了。苟能如此，一篇文章也就有了六七分光。下笔好比营造一个“场”——这话有些玄虚，也可以说是一种氛围，或一种状态——而写作总归是个过程；要在其中呆得下去，才能完成这一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个人偏好，与“辞达而已矣”无甚干系；但多少也构成“场”或氛围状态的一部分，不妨顺便在此一说。譬如不喜欢太短的句子，尤其是太短的段落；那样显得气脉急促，不够从容。喜欢用不大确定的副词，诸如“似乎”、“好像”、“大概”之类；虽然接下来所说，总是自家最想强调的话——此乃有意杀杀锋芒，不使成为“断言”。不用被人用得滥俗的话，好比“一道风景线”、“吸引眼球”之类。少用乃至不用叹号、问号，也不在文章末尾用省略号，觉得前者咄咄逼人，后者装模作样。

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茱莉娅，还是奥布兰，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回答：“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

《经典常谈》堪称普及读物的“经典”，无疑当得起这一评价。此书态度平和，意思晓畅，脉络清晰，文笔简洁；以散文论，与《诗言志辨》皆为朱氏最佳之作，远在《背影》之上。

字号大小，或与读者对象及印制成本有关；选择何种字体，则多半是主其事者的审美趣味乃至习惯使然。在这方面，个人口味则喜欢书的正文从头到尾都采用同种字体，最好是宋体字。对于将其中所引他人文字单独分段，上下空行，改排另种字体的做法，一向反对。我看五十年代所出诸书，除了所引系分行排列的诗歌之外，引文尚且很少变体。“文革”中报纸书籍中凡遇马、恩、列、斯、毛话语，一律改排黑体，则是明示尊卑有别，与目下通行的引文变体做法，意义毕竟不同。

《周作人文类编》前有“全编凡例”，第十二条云：“周氏文章中引文极多，为使读时醒目，已将较为长段的引文用另种字体排印，与此有关的分段、标点因此略有变通，特此说明。”说实话我之不能认同字体改变，恰恰因为这“读时醒目”。曾经写文章说，该办法绝不适用于知堂文章，尤其是“文抄公”之作，因为那里大量引文与其间所缀己语完全融为一体，倘予以割裂，文章气脉就断绝了。非但周著如此，别人作品也是同样；我不明白“读时醒目”，到底有甚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