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划过夜空

和许多18世纪思想家一样，麦迪逊的思考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上。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及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权利起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人有权自由地处置它们的权利，他们相约联盟，这就是国家。然后，他们在自己内部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保留给自己，这就是政府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

今天民主进程已经大大深入，知识界对专制的批判已经非常彻底，而对民众的弱点可能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却常常还是闭着眼睛绕开，或是为其寻找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的反省，越来越艰难。因为民主大潮的副产品，就是知识界日益把批判专制、强权，看做是为众人称道的独立精神，而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持独立思想言论与民众和知识界同行。

今天人们在讨论的民主，往往都是指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去牵扯出“民主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非政治领域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政治制度，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国家，是文明的土壤长出了这棵制度之树，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土壤，压根儿长不出这棵树来。 也许你会问，那么，对那些移植他人文明制度的地方呢？我想，制度是容易的，因为已经是现成的了，例如可以去抄一部宪法，可是制度之树生长的土壤，仍然是需要改良的。

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 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力，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以权力的人。 ——《肯塔基决议草案》

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矇昧的人民。

所以，华盛顿总统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说，欧洲的利益冲突和美国没有关系，欧洲频繁的争议和冲突的原因与我们关心的理念很不同。所以，美国应该保持对所有国家的善意和正义，和所有国家和睦相处。

在这里，人们仍然有一种信念，他们相信，他们可能要走一段弯路，可能有一段倒退，可是任何威胁只能阻碍人们追求自由的道路，却不可能堵死它。也许今夜没有星辰，可是，他们相信，在云霭之上，依然有群星在太空闪亮。

这种英国式的制度设置，其实质是首相和议会的关系更近。他们的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推出执政的首相。就是选民选议会议员，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党选首相，首相和议会的来源并不分开。首相不是人民直选，而是通过政党选举，间接选出的。这样的制度设置，结果就是首相所属的党，永远是在议会的多数党。

在你去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三大要素：时间、条件、地点。…………所谓民主原则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是不同的。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在民众的文明程度对于充分民主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已经先走一步的政治精英们，能理智地承认这个事实，避开民众可能发生的情绪激昂的非理性干扰，关起门来，理性制宪。然后，再把一个理智的结果，向民众公布，对民众进行解释和劝导、说服，最终得到民众大多数的认可，投票通过，使宪法得以批准。这是一个既尊重了民众意愿也务实的做法。

一个长期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必然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能够很好地控制和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懂得怎样引导旁人随他一起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可能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让旁人和他一起达到这个目标。……比如说，他告诫从政的同僚：“如果你是少数，多多发表意见；如果你是多数，专心投票即可。”

这种思维的出发点，顺应着人的天性。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人都是赤条条的亚当夏娃，每个人都是一样，一样自由的生命，这是平等的起源。因此，社会管理概念不是从上层权力切入，而是从人的自然权力切入。这样的平等概念，也隐含着一个简单道理：人都是有弱点的，不论是英雄还是智者，无人幸免。在社会管理中，他们注重制度对人的弱点制约，在他们眼中，政治上层不仅不是天使集中的地方，而且可能是人性弱点的集合、并且被威权催大的地方。所以政府是首先需要制约的地方。

一个真正共和的政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代表们必须和他们的选民看法一致，以人民的想法为想法，以人民的愿望为愿望。

华盛顿将军在8月回信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听到有人在这个州提出滥发纸币。愚昧是这种计划的工具，愚昧总是会意想不到地突然发错。”就在同一年，乔治•梅森写到：”他们可以通过立法来发行纸币，可是，就是建立20个法律，也休想让人们接受它。滥发纸币只是欺诈的恶棍行为。“

普利策开始相信，“每一期报纸的刊发，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又是一种责任，要说一些给人勇气的真话，要超越平庸与传统；.......要有勇气摆脱党派的偏见”。“要永远绝对的独立，永远不惧怕抨击邪恶，不论作恶的是巧取豪夺的富人，还是故意做乱的穷人。”

巴迪坚说出了依据代表记者编辑心声的话：“坚持报纸有发表权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表。”

任何一个刚刚运行民主制度的地方，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民众先知道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民众和媒体，才会理解人身攻击和谩骂，不属于健康的民主生活。

民主社会制度是多数决定的制度，所以，仍然存在由于多数人的错误选择，走上错误道路的可能。虽然，相比专制制度，它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不会在一两个人的执迷不悟之下一条道走到黑，可是，在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质变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错误选择也可能就贻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关键契机。更何况，美国一开始就面临经济崩溃，危机重重。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功绩所在：他的选择，使得新生的美国一点没耽误地抄着捷径，在经济上向先进的欧洲追去。

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看到，在民主体制之下，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即便是直接的民选政府，还是可能建立不公平的法案，损害民众的利益。即便这个制度已经提供了司法申诉的渠道，还是有大量的民众，如这一事件中暴乱的爱尔兰移民们，根本不熟悉这样的渠道。他们有自己习惯的解决方法，在一些非常条件下，情况可能突然恶化。

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意见，表达了最高法院在“预先约束新闻界”这一点上的共同立场。他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然后指出，唯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权力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个人作为个人行动的时候，都会对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恻隐之心，会自觉地压抑人性中的自私和恶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结成一派行动的时候，就会互相提供行动的正当性，提供派别内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会下降。

费城会议和后世其他地方的一些制宪会议和议会会议不同，它是没有政党的。

费城制宪会议最为难得的，当然是既有利益冲突又有观念分歧的代表们，竟然在几十天里达成了妥协，更为难得的是，在妥协以后，他们仍然保持了分歧。

可是，在汉密尔顿眼里，经济就是经济，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不把那些不属于经济的道德问题，合在经济问题中考虑。

他们的“散”，首先是对民众自由的尊重。他们既没有那种负面意义的“个人野心”，没有要愚弄民众、谋一己私利的那种控制欲；同时，也不过于自信地、持有那种被看做是正面意义的“个人抱负”，不认为“我”有能力为人民“谋”幸福。“散”的潜台词就是，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绅士们的规则，典型地表现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智慧，也在证明着民主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怎样在有教养的阶层中生长出来，因为它是不可能从街头市井的吵架中诞生的。规则虽小，背后却是漫长积累的文明。

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它主张人的平等、宽容，主张一种自由意志与另一种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不干预、妥协、礼让、双赢，等等。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为民主式的思维。

知识阶层的所谓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但更为困难的更难做到的，是表现在他不迎合、不取悦民众上。

它奠定了这样的思想：人的自然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在自然权利收到侵犯的情况下，反抗是正义的，是合法的。

平等并不是均贫富，并不是财产的平均，而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即追求幸福的机会之平等。

杰佛逊认为，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思想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