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青春之歌》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500万册。小说还曾经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介绍到国外，最早的日文译本1960年出版，到1965年就印刷了12次、数目达20万部之多。日本和印尼等国的共产党都将这部小说作为党员的教材，许多本年在读完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后，向日共提出了党申请。

酒井直树曾指出，所谓“现代性”其实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同质化”世界的建构过程：“一个民族国家可以采用异质性来反抗西方，但是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universal homogenous sphere），就成不了国民。所以，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该国民内部的异质性。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显然无法适应以效率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

所谓“媚俗手法”，包括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一见钟情的模式、悲切煽情的结局，以及故事套故事的男主人公忏悔回想结构、制造悬念和神秘效果的叙述方式。

在“传统”言情小说与“现代”言情小说之间，《第二次握手》无疑更接近于前者。张扬将“私定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一才子佳人小说模式改写成“私定终身解放前，多情女子中状元，奉旨革命大团圆”，让我们重逢了这种久违的大团圆场面。“大离散”重新回到了“大团圆”，是因为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找到了真正克服三角恋爱的方法，即将男女之爱升华为对祖国的爱。相对于个体的相互排斥的具体的男女之爱，祖国之爱是抽象和永恒的。在这里，男女主人公置身的不是夫妻结构的家庭，而是以超血缘的方式建立的祖国大家庭。

小说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在塑造这些言情任务的同时，巧妙转换传统小说的文化密码，使言情小说成为“革命”的载体，在建构“爱国主义”理性秩序的同时，否定了文学“私人空间”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在小说力图借助于传统使现代政治自然化时，却出现了叙事的内在断裂。

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改造其实是一个既触及灵魂也触及身体的严酷历程，在某种意义上，那是精神和身体的炼狱。《第二次握手》显然将这一过程诗意化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被置换成类似“女儿”与“父亲”的亲缘关系。周的父亲形象使党被人格化了，使超验的政治关系变得温馨、亲切而动人。……丁洁琼与党的这种政治血缘，生动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对党的归依其实只是一种“归来”，就如同离散多年的女儿回到父亲的怀抱，知识分子以“党”作为自己的生命的归属——这是命定的归属，也是无法抗拒的归属。

当个体的、女性的丁洁琼变成“知识分子”时，自由主体无法摆脱的“怨恨”也宣告结束。摆脱了性别、超越了个体内在性的新式英雄人物，将会以亲身经验来证明，彻底接受民族国家的认同，并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对个体生命最为成功的升华。这种神话，建立在对身体进行不断的政治化的基础上，将身体简约为历史使命的工具和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