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罗马帝国修建这些公路，并不是为了商品经济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公路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它经由罗马军团年复一年的修筑和维护。

这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公路系统，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便利。使伽太基的经济与整个地中海地区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了商品经济必需的通道。 罗马的公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本来，它是政治结构的产物，是维持政治绕洽的物化手段，却同时造就了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形态。

我们可以说，公路系统是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基础，又为罗马帝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

著名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什曾指出过罗马政府的重要职能。他说过，应当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对商业发展来说，和平是一种社会秩序，而自由从来就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罗马法中关于贸易和所有权部分的法律是极为详细的。它对近代西方法典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没有它，商品经济的广泛开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不过150人，仅靠这么少的人无力承担管理庞大国家的任务，必须实行城市自治，并通过城市组织把税收和摊派等项事务担负起来。因此，意大利大多数自治区各有自己的元老院，城市有自己的议事会。它根据帝国统一的法律拟定各种具体政令。城市中还有一个人民大会，选举出执政官，负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我们要理解罗马的政治大厦，就要分析这三根支柱得以确立的基础。

实际上，罗马帝国政治大厦的另外两根支柱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商品经济上的。罗马帝国的官员有两个来源，一是贵族奴隶主，一是“骑士阶层”。 罗马帝国的骑士阶层实际上是日益壮大的商业奴隶主阶层。汤因比曾经指出，这个阶层办事效率高，能力强，在帝国时期几乎完全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帝国官僚的中坚力量。他们管理城市、调查户地产，征收各种税，整个帝国的行政机器实际上是由他们运转的。罗马帝国的官制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实行无俸服务。他们之所以无俸，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对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升为理论，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它进行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自秦汉以后形成了官僚统治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官僚政治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结构之上。因为要维系庞大的行政系统，需要数万官僚和十几万吏员，必须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巨大的行政开支。

那么，地主经济结构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大一统政治结构的终极原因呢？否！地主经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农奴化倾向，表现为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增强。

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共同维护了大系统的稳态。

史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史上这种长期攻治分裂的局面是以其村社为主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印度村社和西欧的庄园比较具有更大的封闭性。尽管村社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对外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自我封闭体系。国家的大小和势力都以统治村社的多少来衡量。

中国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村也是自给自足的，但其政治上并不封闭。它们要为大一统帝国提供税收、劳役、兵源，可以被大一统政治结构组织起来。印度村社的封闭性是政治结构调节的结果。众所周知，印度政治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种姓等级制度，每一个村社中都存在四个种姓。

尽管孔雀王朝的统一十分短暂，有如昙花一现，但它却证明印度村社结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不是封闭性的根源。封闭性是以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为条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和中国相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衰落时，国家出现政治上的分裂；而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意形态衰落则导致国家的统一。这种奇特的现象，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说明。

现代科学对自然界各种组织进行研究后，得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形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调节的耦合系统时，才能构成整体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有调节能力的组织进行解剖，因果循环都必然出现。

在这个系统中，土壤、绿色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都为整个系统的存在做着贡献，它们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存在都是大系统存在的条件，只有依靠相互调节，生态系统才能稳定。

因此，当各个不断变化的子系统组成大系统时，为了保持整体的稳定，必须要求子系统相对稳定。这就要求子系统之间能够相互调节，彼此控制那些破坏性的变化趋势。否则，任何一个组织都会被子系统内部的变化之火所焚毁。

所谓社会关系无非是四大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血缘的。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把一类关系网看成是一个子系统。在文明社会中，纯粹的血缘关系网是比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网低一层次的组织，它们往往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才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只有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能够形成一个耦合网时，小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大组织。这就是所谓“功能耦合原则”。

社会组织的子系统功能不耦合时，同样将出现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思想：一个社会要稳定的存在，要繁荣昌盛，它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必须互相适应，一旦不适应，社会结构就面临着变化。

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中一些人认为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即：历史规律不是在发展中，而是在结构各个方面的静态依存中。确实，如果把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把握的社会结构适应性仅仅理解为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这并没有超出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思想。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结构主义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刻划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不仅可以理解其自身怎样保持稳定的存在，还揭示了结构产生和演化的过程。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好象罗马共和国的瓦解是征兵制改革造成的。其实，兵源缺乏只是整个共和国大系统功能不耦合的一个方面，这种不耦合还从其它方面表现出来，如政治上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经济上商品经济的扩大，意识形态上各种思潮的兴起等等。当社会结构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也是一个循环链。对此，从哪一点出发进行分析都可以，因为，从任何一点出发的分析，它们都是等价的。

在一切损害之中，善良者的损害是最不幸的损害。——尼采 规定即否定。——斯宾诺莎

历史事实表明，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出现兵源缺乏的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急剧破产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和政冶结构功能耦合的破坏是小农经济瓦解的后果。

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它的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

一旦过了顶点，土地兼并就把矛头对准商品经济自身了。奴隶制商品经济被它自己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消灭了。

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适应态被破坏的过程进行宏观的跨越社会形态的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普遍成立的结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在其本身漫长的运行中，在彼此间相互协调的稳态中，都会不断地释放出某种对结构本身有害的东西，导致功能耦合的松弛，最后破坏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不仅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如此，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例外。

罗马帝国的法律很像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一天天处于膨胀和失控之中。罗马帝国最初实行十二铜表法，后来发展到民法，帝国后期，法令政策多不可数，使百姓处于摇手触禁的程度。不仅每个人的职业由法律固定，萝卜、橄榄、葡萄的价格也由法律固定，工匠、雇工和船夫的工资也由法律固定。法律本身是保持契约社会及自由经商的，而规定物价本身就直接破坏了商品经济。法律本来是维护帝国统一的，而对奴隶主利益的维护却成了庇护制成长的原因。罗马法律培养了它自已不能进入的禁区，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益独立的奴隶制大庄园瓦解了帝国的统一。

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万古长存的帝国，也没有一个达到适应态后就永远不变的社会。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抑制这种自我摧毁力量的增长。我们以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

第一，社会生活比社会结构丰富得多。它们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而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不能随意变化的。第二，没有社会结构的支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我们只要去考察任何个社会中的人类生活，都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就象个桶，只有它才能容纳有组织的人类生活。但它只是一个容器，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

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另一类作用是限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控制，原则上，它只允许人们进行对结构无害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