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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铎

导言/赵振铎0.1.中国语言学史是指研究中国语言学从古到今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照理说，中国语言学应该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对语言的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有些民族很早就有文字，也有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语言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汉族外，藏族的语言研究就曾经受到古印度语言学的影响，他们在语法和修辞方面吸收古印度语言研究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研究方法体系。又如11世纪哈刺汗王朝时期，新疆人马赫穆德・噶什噶尔写的《突厥阿拉伯语词典》，直到今天，在突厥语族各语言的研究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部是我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在语言学史上应该大书而特书，但是这些方面还发掘得很不够。现在谈中国语言学史一般都没有涉及他们，而主要是讲汉语研究的历史。我国是世界上一个文明古国，有好几干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远在现代一些先进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我们汉族就已进入奴隶社会，有了系统的文字，有了高度的文明。汉语的历史记载几千年连绵不断，汉语的研究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停顿。当然，其间也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优劣之分。探讨我国语言研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为发展新的语言科学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这就是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目的。中国语言学史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它应该和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美术史等一样，在文化史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戏剧史、中国音乐史等早已经提上研究的日程，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文科的课程表里有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在艺术院校的课堂上能够听到中国戏剧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美术史等课程，但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学计划里，中国语言学史还仅是草创，现在应当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近几年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兴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厚、极其宝贵的文化宝藏，我们应该珍惜、保护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就这个意义讲，研究中国语言学史更有它迫切重要的意义。0.2.中国语言学史有它自身的特点。在西方普通语言学传入我国以前，我国语言学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汉字的特点和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我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多少是围绕着汉字的研究进行的。每个汉字表示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形体，还有自己的读音。我国古代语言学就是根据汉字的这三个方面先后形成了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三个不同的学科，统称为“小学”。因此有人把小学作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名称。小学最早的意思是教育童蒙的学校。《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因为小学中识字占重要的地位，后来就把研究文字的学问称为小学。《汉书・艺文志》的小学家共十家，著录的都是童蒙识字课本，《尔雅》和《小尔雅》属干《孝经》类，不在小学类。往后，研究的范围扩大，出现的著作加多。《隋书・经籍志》做出新的概括：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埠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书。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少著作是汉代所没有的。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尔雅》没有列入小学类，而是列在《论语》类，并解释说：“《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这个观念的改变，从五代开始，刘晌等人撰《旧唐书・经籍志》，才把《尔雅》归入小学类，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使这种三分法趋于成熟。他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估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后世把传统的语言学分为文字学、训估学、音韵学，正是从这里来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三个方面和西方语言学内部分为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的三分法不尽相同。文字学在西方这个三分法中没有地位，因为他们只用为数不多的字母来记录自己的语言，用不着像中国语言学那样建立一个专门的部门“。音韵学大体上相当于语音学，训诂学有一部分内容和词汇学相当，但是侧重点不同。唯独西方的语法学，我国传统的语言学里没有和它相应的部门，这并不是说我国古代不研究语法，词在句子中的次序和虚词是汉语表示语法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我国古代研究语法正是抓住这个特点，在虚词和句读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它不像西方的语法学对语言的规则作全面的描写，而是着重干难解的虚词和特殊的句法结构的分析。就这个意义看，它属于训诂学的范围。研究中国语言学史必需明了这一点。0.3.中国语言学史是世界语言学史的一部分。国外谈语言学史的著作，认为世界语言学有三个历史传统，那就是古代的印度、古代的希腊罗马和中世纪阿拉伯”。而与古代印度、希腊、罗马同时并且有相当发展的中国语言学却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我国的语言学史有不同于西方语言学共同发展趋势的地方，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吸收中国语言学史的成果，就不能写出真正全面完整的语言学史。我国学者根据自己语言文字的特点，建立起汉语研究的体系，某些方面在世界语言学史上还居干领先地位。比方中世纪阿拉伯词典学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缺乏语言学上的时空观念，在收集贝都印部落词汇的时候，把各个部落方言里有不同意义的词都归入到同一个词条，而不管他们的方言来源”。这个问题，早在公元工世纪，扬雄在《方言》里面就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又如虚词的诠释，很早就受到注意，古书注释和辞书里面都可以发现这类材料。对虚词从理论上进行说明时代也很早，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把助辞分为发端、句中、句末三类就是一例。汇总虚词，编纂虚词词典，就现有的资料看，也不晚于14世纪。世界上许多普通语言学著作采用了这个概念，究其来源也和我国有关。一般认为，在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语言学比较薄弱，这也不尽然。苟子对名称本质约定俗成性的认识，周秦诸子对共同语和方言的理解，前人文集、笔记里面对语言问题的一些精辟论述，所有这些在世界语言学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国外语言学史的著作在介绍我国语言学的成就方面显得非常不够。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文字的障碍，中国古典文学尚且那样难懂，何况与外国语言研究体系完全不同的中国语言学文献呢？加之长期封建社会的闭关自守，鸦片战争以后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种族偏见的泛滥，汉语被认为是不进步的落后的语言而受到歧视，更谈不上总结研究它的经验了。而我们自己在介绍我国语言研究的成果方面，也很不够。1990年在二十三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上，我国有位学者在论文中提到，我国学者发现轻唇音来自重唇音的规律和我国学者自觉地利用方言材料构拟古音，比欧洲学者分别早了半个世纪到数个世纪，受到与会各国语言学家的重视。因此，研究中国语言学史，总结它的历史成就，并且把它放在世界语言学总的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对于认识中国语言学的特点，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语言学史，无疑将会有重要的意义。0.4.研究历史，分期非常重要，分期的目的在于使历史的线索更加明确。根据语言研究的待点，联系社会历史状况，结合文化背景进行考察，王力先生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分期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参照王力先生的意见，可以把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期先秦时期从春秋到战国，秦帝国建立到灭亡的几百年时间里，我国主要处于诸侯纷争的局面，学术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于哲学著作中有不少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训诂学的产生，分类词汇的编纂，这个时期可以看作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时期。第二期两汉时期从刘邦即皇帝位（前206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这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由于遭到秦始皇禁书和毁书，又经过了长期战乱，书籍大量散失。汉朝建立政权，开始收集遗书，设立群经博士。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使经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成为长期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经学的发展，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古书注释的大量出现奠定了我国分析语言方法的基础，各种辞书的问世证明人们已经有了综合处理语言词汇的能力。这个时期是中国语言学确立的时期。第三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后周恭帝七年（960年），这七百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由分裂到统一，封建经济有了发展。音韵学上的成就在这个时期是令人瞩目的，其实这个时期语言研究的其它方面也很有进展，训沽学的成就更不能低估。这一时期是中国语言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第四期宋元明三朝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到明崇帧十七年（1644）年，以前认为这六百八十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社会停滞，带来了学术的衰微，语言研究没有什么可谈的。清代的学者看不起宋明的学术，常常有不切实际的批评。其实，这个时期语言研究的范围拓宽了，不论文字学、音韵学还是训诂学都有了新的研究领域，应该用另外一副眼光去看待。可以把这一时期看作中国语言学研究范围扩大的时期。第五期清代到“五四”运动以前清朝初年，我国又强盛起来，社会的发展推动了语言研究，出现了古代语言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它开创于清初，鼎盛于乾隆、嘉庆时代，古音学的成就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古代重要语言学文献都得到整理，《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创了语法研究的新纪元；甲骨文的发现，促进了古文字研究；章炳麟、黄侃继承了传统语言学，把语言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境界。第六期“五四”运动到今天“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语言学有了新的发展。国外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大量介绍到我国来，并且以它作为指导来研究汉语，解释传统语言学的成果，调查研究汉语的方言和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新中国建立以后，语言研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一时期还在发展，并没有终结。它是中国语言学史的新时期。应该说明，用历史上朝代交替作为语言学史上分期的界限，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是就大体上的趋势讲的，并不是说到了某两个朝代递嬗的那一年，语言研究就马上发生重大的变化。0.5.研究中国语言学史也和研究其它学科一样，要坚持正确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力求使观点和结论切合语言学的实际，研究工作中任何想当然式的张扬或贬抑都是不可取的。对待我们民族语言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应该是透过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勾画出语言学在我国各个时期的状况，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揭示出科学本身演变的内在规律。每门学科不是某个时代、某一基础的产物，而是人类整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存在着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这种斗争也贯穿在整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语言学史不是有闻必录，不是语言学的书目提要，而是选择历史上有过影响的语言学家和著作进行评价，说明他们对前代的继承，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说明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在历史进程中如何丰富和发展起来；说明语言研究的范围如何向各方面扩展和深化。语言学上不同观点和方法的斗争应该放到重要的地位来探讨，但是千万注意，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人为地去找“斗争”。批判不正确的观点，指出前代语言学著作的局限性，也并不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而是要正确地评价前人的作用，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这方面，实事求是很重要。任何学科都必须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详细掌握第一手材料，从大量的材料中分析比较、审查鉴定，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的真实结论。中国语言学史应该从中国语言学的史料中去总结，决不能比附外国语言学理论，用外国语言学史的框架来硬套中国语言学史。生搬硬套外国语言学理论势必得出中国语言学不完整、缺乏系统性的结论。国外有些语言学家把语言研究的历史分为语文学时期和语言学时期，19世纪历史比较法的产生是二者的分界线。我国语言学史在19世纪就找不到这样一条分界线。何况这个观点在国外早有人反对，认为这是夸大了历史比较法的作用而忽略了以前学者的辛勤劳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语言学是行不通的。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我国自古以来，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如文字、训估、声韵，都有了不起的成就。近〔三〕百年来的声韵研究，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还有章太炎《章氏丛书》里关于方言、古韵的几种书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所以说，我国传统的语言学有它自己的特点，有独到之处。”看到我国语言学的历史成就，但是评价要恰如其分，不能够随便拔高，如评价墨子就说什么墨子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拔高古人，同样不能使人信服。归根结底一句话：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语言学的遗产。0.6.研究中国语言学史，还应该看到，每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以前的研究成果应该充分地加以利用。我国语言学史的文献丰富，语言学专著的序跋、历代史志和公私书目里面都保留着丰富的语言学史料。清朝谢启昆编帅学考》三十卷，著录了古代的语言学文献，引证了大量序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材料也尽数收录，为语言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套比较有用的资料。但是这部书还仅是语言学史资料汇编的一个方面，可以利用它来研究语言学史，却不能说它就是语言学史。利用它提供的材料来写语言学史，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本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其中有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估学史》、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对传统小学的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这些著作收集的材料在面上比《小学考》多，也有更多的分析和概括，但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回头来读它们，虽然有不少可资利用的材料，但总觉得陈旧了些。从30年代到50年代，出版了两本语言学史的著作。一本是1935年林祝�的《语言学史》，另一本是1957年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它们都以论述世界语言学史为主，不是专论中国语言学史，因而叙述简略，难以满足需要。50年代中期《中国语文》杂志开辟了“中国语言学史话”专栏，发表了周因梦、李于平、孙德宣、彭灵乾等人撰写的专文。这些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可惜后来这个专栏没有继续办下去，已经发表的论文也没有汇集成书。在国外，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语言学史发生兴趣，出版了专著和专论。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在它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编了一本《中国语事典》介绍汉语研究的历史，这本书是日本一批汉学家的集体创作，虽然有些部分写得比较粗糙，有些材料安排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它比苏联康拉德写的《论中国语言学的民族传统》那篇专论，实质性的东西却多得多，书出版两年后，在我国就有人作了详尽的介绍。王力先生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语言学史，他的讲稿当时连载于《中国语文》杂志，80年代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科学地清理了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为中国语言学史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荜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今天讲中国语言学史还离不开这部书。80年代，我国还出版了好几部这方面的著作。报刊上发表的语言学史的论文也很多，这为编出新的中国语言学史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可以根据新的要求进行新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