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1990 年 7 月 14-16 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正想着，坐在旁边的同事轻轻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国人。只见那两个外交信使打开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里面成摞的文件。我们不禁为他们忠于职守的精神而感动。显然，吞食文件是他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惟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没有水帮助消化这食之无味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应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主动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大家因此松了一口气。

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1990年7月14-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

东德大多数有头脑的共产党员都无法摆脱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心生疑虑。然而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扰人的问题埋在心底，只盯着这一制度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给诸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巩固之前，一切都要为它让路。当时不可能进行改革既是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又与紧张的国际形势有关。在这种国际气候下，任何改革的举动好比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这马上又会当做是西方的胜利。年复一年，我们在这一怪圈里循环往复。

作为诚实的雇主，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间谍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以前坐过敌人的牢，甚至还可以领到一笔赔偿金。而为另一个国家效力的间谍却被判长期徒刑，兼罚以巨款？对有些间谍来说，冷战终于结束。而对于其他一些间谍，冷战仍在继续。

距我柏林家不远处耸立着一个马克思一恩格斯纪念碑。1989年秋天，东德末日来临时，一些年轻人用喷漆在纪念碑上喷写了“无罪”一词。他们说得对。我暗自想，这些青年人和我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蕴藏着无穷潜力。冷战已经结束，我也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我的一生丰富多彩，既做过有益的事，也犯过错误。孩提时代我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会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现在我踏上了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我常常翻阅瑞士科学家齐格勒写的一本书。书名极好地反映了20世纪行将结束时我内心的感怀：明天见，卡尔！

我从未因菲尔比背叛他的祖国感到过不自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一开始就坚信，苏联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会遇到什么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