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

吕思勉先生认为，在母系氏族社会中，以母权为中心，以母系血统相承续，因而兄弟为一家而父子非一家，于是有了兄终弟及的继承传统。

在此六年之內，除了遺腹子道武帝外，賀氏又生下了衛王儀、泰王觚和陰平公烈。雖然生育得密一些，但並非不可能。

清河王政變事在《魏書》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紹傳》和《資治通鑒》卷一一五《晉紀》義熙五年（409年）條中均有記載，但文字略有差異。前者說，清河王紹殺道武帝後曾問群臣道：「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後者也載有類似的問話，只是「父」字之上多了一個「叔」字。但從清河王紹說話時道武帝已經被殺的情況來看，似依《資治通鑒》作「叔父」較為合理。

以「父」代替「諸父」，在古典文獻上也還是常見的。更何況清河王紹當時應該不是說漢語，而是說拓跋鮮卑的語言。在拓跋鮮卑的語言環境下，「父」和「兄」大概都是複數形態，譯成漢語才顯得模棱兩可。

《資治通鑒》卷一零八《晉紀》太元二十年七月條記載道： 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

皇帝与太子在军事和行政上的分工实质上是皇权职能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身正意味着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因而必然导致皇权运行的危机。……正平元年（451年）事变发生，结果太子与皇帝相继被杀……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接着发生了阉官宗爱篡权……后权便在政治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了。

母权制遗俗既然在北魏社会影响深刻，那就绝非是以简单的杀戮办法所能根除的，它还会通过别的方式和途径继续顽强地表现出来。

尊崇母权的遗俗通过保姆干预政治的方式又顽固、曲折地表现出来了。窦氏、常氏的干预政治最后终于发展成为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是在天安元年（466年）平息文成帝去死不久发生的乙浑之乱后第一次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罢令后，她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最后以献文帝被文明太后害死而告结束。决定二者高下的转折点是献文帝的禅位事件，而决定文明太后最终胜利的因素则是年幼的孝文帝。通过抚养的方式而被文明太后牢牢地控制的孝文帝成了文明太后手中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正是这张王牌使得文明太后在承明元年（476年）实现了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

“离散诸部”实际上并非一项单独的法令或制度。它是包括“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在内的综合性法令中的一项具体措施，是道武帝解决部落问题方案中的一个具体步骤。 （52页）“分土定居”后的部落民也非单纯从事农耕，他们仍然顽强地保有着一定的畜牧经济。

拓跋本部……大部分是构成北魏军队的骨干……从事征伐和监督屯田。 不过，虽经反复的、大规模的运动，异族诸部中也并没有全被离散掉。《高车传》中记载的高车部落就因为“以类粗犷，不任使役”而未被离散。……这些未被离散的部落大多被安置在京畿的周围从事游牧，它们游牧的范围正是大同盆地周围的山区。

皇始二年十月，魏王拓跋珪灭后燕；接着在第二年的二月就全面推行了离散诸部措施；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同年十二月，魏王拓跋珪称皇帝，改元天兴，是为北魏道武皇帝。

以正平事变为界限，其前与其后的北魏政治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前，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始终由拓跋氏皇室执掌。其后，大权不断地落入宦官、权臣和太后之手，尤其是太后势力，在后宫中逐渐地形成了绝对性的权威，并发展成为乳母干预政治和太后临朝听政。……具体地说，子贵母死制度成了文成帝乳母常氏与文明太后冯氏等排除政治障碍的借口。

《魏书》卷三四《万安国传》：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 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 万安国是献文帝的男宠，他以“姿貌”获得献文帝的“亲宠”，从而取得了最高层次的职位、将军称号和爵位。

（献文帝）彻底失败的命运是一经禅位便注定了的。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辛未，年仅23岁的献文帝去世。《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称：“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纪》元徽四年六月辛未条下《考异》曰：“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天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

明元帝诏书：“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丁亥，孝文帝“辞永固陵”。同月己丑，孝文帝以伐齐名义亲率步骑百万余南下。九月丁丑，孝文帝中止南伐，胁迫群臣定迁都洛阳之计。十月戊寅，诏命司空穆亮与尚书李沖、将作大匠董爵在洛阳进行营建。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同月辛亥，孝文帝迁离平城宫。

上上户出绢数量为下下户出绢数量的五倍，表面上看似乎照顾了贫困户，实际上恰恰相反，受益的是富裕户。因为，下等小户大多为三、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上等大户却往往如《李冲传》中所言“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上上户与下下户之间的劳动力之差却远不止于五比一。……何况，在宗主督护制下，豪强地主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宗族权和行政权，采取种种方法去“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从而把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