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

在那时候，劳工运动史可以说是一种诲盗诲淫的东西，如今更是这样。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好人家的家里，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工人受苦和大胆斗争的事仍是说不得的犯忌的事。

“哈柏古先生，为什么一个出身于名门而又受过这样好的教育的人愿意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 “您问为什么？”据哈柏古说他这样回答，“是因为基督在山上的教谕[15]，法官阁下。”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精神上贫乏的人会进天国；悲悼的人会得到安慰；驯良的人会成为人世的主人；渴望正义的人会得到正义；慈悲的人会得到慈悲的对待；心地纯洁的人会见到上帝；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会被称作上帝的儿子；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也会进天国等等。

美国的正规军呢，原来一直在打印第安人，打到印第安人再也无力反抗才罢手，如今已裁减到只剩三万人了

我们只希望，”他们在信里说，“到厂里来最后看一眼。我们已经把我们一生中最有为的年华给了这工厂；我们只希望向愿意再看我们一眼的人露一露面——向全能的上帝露一露面，但愿他愿意看我们一眼。我们只想这样不作一声，一动不动地站着，向他祷求指引：‘真的有什么美国人该受我们现在这样的罪和苦？’”

亚历山大老了以后说，枪声听起来不过像“爆、爆、爆米花”一般，他以为下面广场里刮过了一阵妖风，因为人群就像“树、树、树叶子”一般给刮走了。 事情过后，大家都感到满意，尊严得到了维护，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法律和秩序又得到了恢复。

要帮助那些为我而哭泣的软弱的人，要帮助那些被起诉的人和受害者，因为他们是你的好朋友。你父亲和巴托洛为了所有贫穷的工人能够享受自由的乐趣，曾经战斗过，终于倒了下去。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在这场生死的斗争中，你会发现更多的爱，也将得到别人的爱。 ——尼克拉·萨柯（1891-1927）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自以为将来毕了业，一定会比一般人善于向头脑迟钝的人解释重要的事情。结果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如今想起了萨柯和樊才蒂。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受害牺牲的事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坚决地要求公正地对待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是何许人也，如今还有谁知道，谁关心？

当时正逢大萧条，后来又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还因自己仍是童身而有苦难言，因此完全有理由为当时的女人对他们的期待而感到发怵。当时的女人要他们毕业以后能赚大钱，但他们却觉得这根本办不到，因为当时到处是企业倒闭破产。当时的女人要他们当兵勇敢，而他们却很有可能在炸弹呼啸，子弹横飞的时候，吓得灵魂出窍。在炸弹呼啸，子弹横飞的时候，谁能完全镇定自若，不出洋相呢？何况还有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子弹可是不认人的。你身旁的那个人很可能脑袋开花——喉头血如泉涌。

我是一个公开的，而且引以为豪的持证共产党员，直到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这使我觉得天堂和地狱结成了联盟来共同对付世界上软弱可欺的各国人民。从此以后，我又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半信半疑的拥护者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阵子做共产党员是完全被允许。

年轻人仍不愿正视世界裁军与经济平等显系根本不可能之事。此或因《新约》之故（请参阅《新约》）。

一个年轻人认为——不论男女，不论有病无病，年轻年老，胆大胆小，有才无才，人人都有机会工作，并且能够、也应该按照他或她的简单需求得到报酬——究竟有什么不对，要引起如此反感呢？只要让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解散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军队，取消了他们的国界，只要他们从此以后互相以兄弟姐妹相待，甚至以父母子女相待，如果全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这样，战争就永远不会再来。在这一博爱慈善的社会中，唯一被排斥的人，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想得到比自己实际需要更多财富的人。我有这样的看法，怎么就把我当作精神有毛病的人呢？

她满可以住在难民医院里。可是她不想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别人了。她打算永远孤身在外露天流浪，漫无目的，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病态的快乐。“没有人再碰我，”她说，“我也不再碰别人。我就像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这样真美。只有上帝——和我。 我对她是这样想的：她像《哈姆雷特》里温顺的奥菲莉娅，由于生活太残酷，使她无法忍受，于是就癫狂起来。我

人性皆恶，不论是施苦行的人还是受酷刑的人，或是在旁观看热闹的人。她说，他们只会制造毫无意义的悲剧，因为他们智力不足以实现他们本意上要做的那些好事。她还说，我们人类是一种疾病，虽然患及的只是宇宙中的一星一点，但能不断蔓延。

好吧，”钟声消失后露斯说，“你们这些只有八岁大的孩子在纽伦堡这里杀了恶魔，千万不要忘记把它埋葬在十字路上，在他的心房上插一根桩子，要不然下次月圆的时候你们又要见到他了

“没有，我知道上帝决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纳粹分子也这么想。因此他们才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纳粹分子厉害的地方，”她说，“他们比谁都了解上帝。他们知道怎样叫他离得远远的。”

“我们暂且休会，”他说，“且看我们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给我们表演怎样扑灭篝火。”

我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不走运的，在什么时候我的双翅给剪掉的，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能再飞上天空的。

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婉辞——理由是当时的美国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美国？

我想，我也穿制服为我祖国服务过了，可以说这两年之中无时无刻不是在做国家要我做的事。它叫我受苦，但没有叫我捐躯。

法官说这样的惩罚他自己就判处过好几百个，被告总是声称他们没有违反法律，只是违反了法律的精神，也许还只是那精神的一小部分。他在判决那些人之前，经常在头上顶着一只夜壶之类的东西，这让他说话的声音更加洪亮，令人生畏。他经常这样千篇一律地宣布：“孩子，这一次不仅给你法律的精神，也要给你法律的肉体和灵魂。

泉美和他说她要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话，在他听起来并不觉得是敌人的宣传。“这不过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好人所具备的常识罢了。”他说。

我当时以为这是我们正在树立的那种新型的、精悍的、充满斗志和行动力的专业武装部队精神，我还告诉我可怜的老婆说我很赞赏。世界上任何地方要是出现了新的希特勒，我们就可以用这支军队来一举歼灭之。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美国就会马上把自由还给他们。

‘受过教育的，关心人民疾苦的公务员十有八九是俄国间谍。’从今以后你就会听到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老浑蛋这么说的，那些骗人的政客一直认为政府应该是他们的政府，一心要把它夺回去。

你知道，他们要我回国，”他对我说，“因为他们很尴尬。哪怕只有一个美国人，哪怕他是黑人，哪怕他有一分钟认为美国也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也不允许。”

他说应该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送他一个这样的方向盘，让他和大家都知道，他能做的事也就是假装掌握方向盘而已。

我们都是猩猩，我们都是人猿。

我对莎拉有什么留恋难忘的记忆呢？是那些关于人类痛苦以及如何面对它的讨论，还有接下来的有些孩子气的解闷笑话。

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并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唯一一个提购物袋的无家可归的叫花婆，在全国的大城市里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那个庞大的经济机器毫无目的地在制造这种褴褛的大军。这个机器的另外一部分又在制造一些死不改悔却只有十岁的凶手，还有吸毒犯和虐童犯等许许多多的坏东西。据说有人在调查这些情况，将来会做出某些补救，具体如何，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