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客来

老翁（翁廷枢）因酗酒，干了多年讲师也没升等，朋友劝他到美国进修，但必须立下军状，到美国不能再喝酒。老翁到美国到能修身养性，没事就钓钓鱼，却没有喝酒，不巧遇上我们退出联合国，他一怒拍桌子说：“妈的，美国人没搞头。”于是大喝一场，立即收拾行李回国，在纽约登机，海关说他行李过重，他指着两个箱子说，你要哪一个？就拎一个箱子回国。回到家按门铃，太太启门大惊：“怎么不说一声，就回来了！”

事实上，许多问题都存在在吃里。因为从没有吃跳跃到有的吃，中间出现了一个文化的断层，因此，虽然如今有得吃了，但却不会吃，而且也没有过去那种味道，更没有以往的雅致和情趣了。

所以，当大家吃饱后摸着肚皮，突然想起一件被遗忘了很久的事。于是又忙着在大街小巷，扯起红色的布条幅来。只是红色的条幅上，写的不再是革命的口号，而是喊着要大家注意“文明”了。我从上海城隍庙经苏州的玄妙观，到南京的夫子庙一路吃来，总觉得其中缺少些什么。没有想到那缺少的，竟又变成一个口号，被写在那红色的条幅上了。

真正的人民是很容易满足的，一盘螺丝一杯酒，在哪里慢慢吮着，浅浅饮着，仿佛已拥有整个世界了，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可爱。

我们喝着茶，饮着酒，他慢慢地向我叙说这里的旧时事，我竟忘了买茶，他也忘了卖茶，只像一双久别又逢的忘年朋友，不停地谈论着。再也不管窗外暮色已在溪水奔流声里升起，还有那山风吹斜的细雨。

一个学校附近，如果没有书店或饮食店，学校就像座冷清的庙，生活是非常寂寞和单调的，连翘课也没有一可流连的地方。离开之后，真的是春梦了无痕，连点可记忆的事物都没有。

有路八号公车可到市区，但却隔很久才有车来，等车一来，大家都喊“八路来了”，其名颇为敏感，因而改为四路。但四路又触及忌讳，于是四路改成零南路。

医生（……）警告我说：“不能抽烟。”说罢，他给了我支烟，我豫疑，他笑着说：“刚刚医生讲的，现在是朋友给的。”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从开始就学会对历史的独立与尊严肯定，也学会对个人独立思考与判断的坚持，以及对个人尊严与自我的肯定。因此在举世滔滔之中，一路行来没有改变，一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没有“曲学阿世”。

我从（沈）刚伯先生处习得“量才适性”，（钱）宾四先生教我对历史应怀有温情和敬意。

我在香港漂泊十四年，寄居于尘市之中，自逐于纷纭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