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

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之情联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神圣的东西而居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近代百年都是如此。

戊戌维新以前，中西文化绾接于“中体西用”这一命题之中。戊戌维新以后，一面是“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一面是“中体”依旧存在于世人心目和议论里。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西用”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折衷、融合的意识。

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滞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之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即使如此，资产阶级在其短短的一生中还为中国留下了一点积极的东西。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革命掀揭屋顶而挖开的一个窗洞，但在客观上却成为时势假手不愿改革者而实现的改革。历史常常会使动机与效果大相异趣，对于一个没落的阶级尤其如此。

清末立制而不易旧人，由曾与改革为敌的人物来推行新政，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它的结果 不仅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而且限制了新政的历史展开。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

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来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嚎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 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着一群团民径直向我们连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 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尸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 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在这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连在一起的。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

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 乾隆:与之相伴的愈多天朝尊严的虚假意识 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达衷集》一书收录了18世纪后期英国大班波朗递

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

钱穆说：布衣可以为公卿，公卿亦可以为布衣。后一句话其实并不可信。官僚政治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保留了后者的一部分变形物。布衣一旦做了公卿，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力已经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于是而有地方上的豪绅和望族。

在中国，个人是被家族淹没的。即使参加造反，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时，也是一族一族而来的。当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在更多的情况下，家法是与国法相通的，罪人同时也是逆子。

夷务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是经世之学在近代演变的特点，是近代经世之学与传统经世之学的不同之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夷务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同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两者都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不抓住经世之学的近代特点，就会流于泛泛而谈。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太平天国同满清政权的对抗，实际上是太平军与湘（淮）军的对抗，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世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社会力量，后者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时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人士“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穷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比之布新，除旧更难。因为它会打破大大小小的旧饭碗，从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招来。利益是没有理性的，但它与历史的惰性合流之后，又会成为护旧的力量。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孔子；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究其实质，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的。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的。

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地守护两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后一面正是排外主义的内在之义。除了个别例外，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义和团的评论多持贬意。这种贬意包含着明显的偏见，但又并非全是偏见。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说明：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

新军比起旧军（如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等）来，确实表现为一种新的力量，但这种新的力量对腐朽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一对深刻的矛盾。清政府想以新军的扩编来稳固其正在动摇中的统治秩序，而新军却不愿为其效忠，且沿着相反的方向演变。所以，新军的产生和扩充，并不意味着清王朝的重新巩固，而是其内在矛盾的继续扩大。

一切改革的推进都必然会碰到来自既得利益和传统这两方面的阻力。因为改革无可避免地要触动既得利益和传统。在近代中国，这双重阻力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的传统既深且久，有极大的凝固性，不破传统就不能前进。但自周秦以来形成的以孔学为轴心的文化传统，已与民族习惯、民间生活浑然一体，无所不在。更可怕的是，这种阻力又往往与既得利益扭结在一块，形成一种强大的抗改革因素。

一般民众并非出于对“共和”、“民主”的自觉而“热烈倾向于革命”。民国与国民之间存在着一段客观上的距离，因而也就无法产生同构效应。而这，不仅决定了当时的人心向背，而且也为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心理基础。

辛亥革命促成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中国历史因之而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然而旧体制却留下了旧的社会心理。这种几千年岁月积淀而成的沉重惯性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新的体制难以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制度的鼎革并没有终结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于是而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新与旧的“反复”和“羼杂”交错地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山重水复现象，又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两大体系的内部组织结构，固然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性，并依靠这种由血亲、同乡、同僚、故旧、师生等关系组成的宗法性关系网络，把持军事和民政。甚至可以说，一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宗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使自然经济因侵蚀而开始分解。但这个过程又是长期缓慢的、不平衡的。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却使分解了的自然经济因没有出路而再次重建。同时，落后的交通又称为一种天然屏障，使沿海的经济变化同内地的停滞闭塞引人注目地共存着。强有力的统一的资本主义民族市场远没有形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因此，占优势的仍然是地域性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生存的物质基础，而由于社会生产不发展，农业人口没有出路又为军阀混战提供了富足的兵源。

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猛烈地冲击了以儒家为轴心的文化传统，因此从一开始便具有反传统主义的品格。但它并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在破坏旧传统与重建现代价值的过程中，新文化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用近代科学理性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仁礼禁忌，力图建立以自我为价值主体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以之取代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观念。所以民主和科学不仅是“五四”反传统的理论依据，而且是现代价值重建的目标，集中地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