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在贝鲁特度过了五个年头之后，我终于具备了这个城市所要求的的那种想象力。我已能把贝鲁特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深渊，人类行为最黑暗的一角，一个连丛林法则都不适用的城市中的丛林。经历这个深渊，不禁落下疤痕，而且会给你新的力量。当你在贝鲁特住过一段时间以后，生活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异或是震惊。这种经历让你得到了一件感情上的防弹背心。

死亡在贝鲁特是没有反响的。

她转身朝着客人们问到，“你们是现在就吃，还是等到停火？”

只是通过新闻照片和60秒钟电视新闻简述来观察贝鲁特的局外人，可能会想到在这个城市中的生活会是从早到晚的一次大屠杀连着一次大屠杀。事情不是这样。事实上，暴力的发生，虽然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般也都是零星的和持续时间不长的——有时是几个小时，也许几天，很少超过一个星期。一旦在一个居民区实现停火，店主们就都摇起他们的钢百叶窗门，生活立即又在街上到处恢复了，因为人们会抓住他们能抓到的任何点滴正常时刻——尽管他们知道那仅能维持一个小时或是一天。贝鲁特人总是生活于这种安全与不安全、战争与休战之间的特殊灰色时刻之中。

据说有一天，一名衣衫不整的年轻人进入“好味道超级市场”，他手持步枪走到现金出纳机前，要拿走所有的钱。一刹那间就有三个不同的妇女从她们的名牌手提包中抽出了手枪，向窃贼射出了一排子弹，然后又继续推着购物车沿着摆满货物的通道走去。

人类的弹性是如此巨大，他们总能从偶尔的暴力中恢复过来，但贝鲁特不同。贝鲁特已连续14年了。

这总会使我想起那个笑话，一个人乘飞机时总随身带着一枚炸弹，因为那比在一架飞机上有两枚炸弹的几率要高得多。

尽管杀他的人从来没被抓到，每一个黎巴嫩人都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基督教徒、什叶派、以色列人、叙利亚人，或是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会置他于死地。

为了能继续活下去，贝鲁特人总需要寻找一些方法把他们自己与受害者分开，坚持认为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死，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注意到这个原因，就能挽救他们免遭同样的命运。没有这些合乎理性的解释，没有人会离家外出。

在这里以色列人正包围着贝鲁特，正当围城期间，这个出租车司机竟在洗他的汽车。

贝鲁特给我的难忘教训是，文明的外衣是多么单薄，连结的纽带是多么容易解脱，多少代以来被称为中东瑞士的一个社会，多么容易四分五裂，成为一个陌生者的世界。自从我离开贝鲁特以后，我从不再以相同的眼光看世界。那就像一瞥之间看到了石头的下面，或是计算机里面所藏着的那些乱糟糟的电线和芯片。

我问她，阿拉法特除了失败以外没有给他的人民带来什么好处，为什么她还站在阿拉法特一边。她含着眼泪说：“阿拉法特是我们掷向世界的一块石头。” 阿拉法特能把自己变成巴勒斯坦生存下来的象征，或一面有血有肉的巴勒斯坦旗帜，这就使他能够继续担任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好像1982年夏季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个运动可以抛弃它的领导者，但永远不会抛弃它的旗帜。

他使他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沉湎于希望和口号里，这样便使他们的苦难生活有了意义。

赋予苦难生活某种意义总比强迫人民去面对现实要容易得多，现实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比一条糟，要么是在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或与约旦组成联邦的巴勒斯坦小国，要么就什么都没有。

我表上的刻度以分钟和小时为单位，而他们表上的刻度是以十年和世纪为单位。

在贝鲁特市中心曾有7000家商店鳞次栉比，并列杂陈，马龙派皮匠挨着德鲁兹屠夫；希腊正教的钱币兑换人挨着逊尼派咖啡商；什叶派杂货商挨着亚美尼亚珠宝商。贝鲁特市中心就像个巨大的城市搅拌机，它容纳了来自山区和村镇的黎巴嫩各种不同的社会，要把他们搅拌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

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几乎从不会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限制。 一旦你被抢多次以后，像格茨经历过的那样，没有人能劝阻你，你没有权利把只不过想抢你的某些黑孩子的脑袋打开花。不幸的是，贝京比星期六晚上特别节目里的受害者还要厉害，他是具有F15型战斗机的贝恩哈德·格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