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总之，不欲突出个人的世上荣光，始终坚持置身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这是一种以虚己为手段，而保证全体存在的态度。在家族、宗党中的这种态度，进而贯彻于官场，就产生了对荣达的淡薄。即所谓“与世无竞”的态度。

秦末陈胜之乱之际，沛县父老们杀死为秦固守的县令，拥戴了刘邦。刘邦推辞曰：“恐德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愿更相推则可者。”然终被推为了沛县令，由此开始了一统天下的事业。

由此经过来看，作为乡里的父老子弟，县令存在的理由，在于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定他们的生活。刘邦利用了乡里民的这种意识，唆使其杀秦县令，最终能取而代之。

那时他说：“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从这话来看，此时的刘邦已正面打出旗号，宣称自己的使命在于除秦苛法，安定民生。

在秦代民有偶语（聚众谈话）则被处以极刑，这对民众的自律结合来说，是一种极端的否定。刘邦的约法三章就是废除秦苛政的约束。于是秦亡，代之而起的是保障了民众自律生活的汉。

不过分地说，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由于作为社会主宰者的资格是来自他们的人格，所以实际上人格的培养又在于学问。

由以上各例可见，它表现为恬淡于名利的共同特征。即“不营资产”，“家无余财”。将官僚生活所获得的收入，散于宗族、亲故是常见的现象。于此相关，努力保持家门结合的倾向也是引人注目的。

昂字敖曹。其母张氏，始生一男二岁，令婢为汤，将浴之。婢置而去，养猿系解，以兒投鼎中，爓而死。张使积薪于村外，缚婢及猿焚杀之，扬其灰于漳水，然后哭之。

（刘灵助）遂刻毡为人象，书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法，人多信之。时西河人纥豆陵步藩，举兵逼晋阳，尔朱兆频战不利。故灵助唱言：“尔朱自然当灭，不须我兵。”由是幽、瀛、沧、冀人悉从之。从之者，夜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

自从前汉独尊儒术以来，特别是通过乡举里选法的实施，道德、学问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帝国体制的完成形态。原本应该是以抨击体制为生命的道德与学问，淡薄了自己的天性，而与体制粘连了。清流派对宦官的抨击正是由此而形成的体制内部的抵抗，所以其政治斗争的手段也采取了以帝国官僚职权来镇压对手的方法。

这种国家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专制主义的概念，它与封建主义之间是一种相并立的概念。

孔子针对新情势，所最为关注的是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

因此，多数情况是复合家庭：家庭成员在一家的土地上，共同经营农业。

作为民，与皇帝之间如果说是他律关系的话；他们与家族、宗族、乡党之间，则可以说是自律的世界。……如此，皇帝的原理与民的原理，不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而且还是一种对立关系。

但是，作为氏族分解结果的三族制家庭，其自身并非政治的世界，政治世界不如说只有超越各个家族才能成立。这里，家族的自律的世界不能直接成为政治的世界。世界就这样两极分化为自律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

已故守屋美都雄氏曾引用此例，认为刘邦势力本来只不过是一个脱离家族、乡里的游侠无赖集团，然而仅仅依靠这些人的话，在扩大势力时将是很有限的。可当他取得了乡里父老层的支持，利用他们的统率力，就获得了新王朝主权者的资格。这样刘邦自身，也就从单纯游侠首领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专制君王。总之，虽然游侠集团中也具有国家权力的萌芽形态，但为了国家自身的完善，乡里社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在他的设想中，士在本质上必须是家族道德的实践者，而这一实践的全部意义又仅仅在于如何执政。即这里有着道德与政治自身完全一致的理念。

孔子这一思想的原型，当然可追溯到礼制即政治的周代的士那里。所以他这种要求士摆脱身份制束缚的方式，可以说是以新瓶装陈酒的主张。

孔子论及新时代的新支配层所应具备的资格时，称具有这种资格的人为士。孔子的这种定义的意义在于，以往有血缘主义支撑的旧士体制在他这里已经被空洞化了。而孔子设想新的人格主义的士的理念，就是试图以此来填补这一空洞。

这是一种作为汉帝国完成形态的表现。其政治权力是以道德和学问为依据，合理而美好地高高耸立着。若论其社会基础的话，这是个人人以家庭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自律的世界。作为这一世界代表的儒家道德的实践者，通过乡举里选而被帝国吸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