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的石头记

“三联版”改正了旧版里一些校对印刷方面的错误，但也有少许令我觉得无奈的删改。

在这篇报道里，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的知名学者对台湾文学经典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我想，没有人会误解这一行为在文化政治中的重大意义——报道本身其实对其意义直言不讳，也就是说，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具有明显区别，占据一席独特的地位。

虽然台湾文化运动一般来说包括对“台语”的宣扬，几乎所有入选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品都是以华语写下的

一个区域如果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一个不假思索的，也颇为玩世不恭的回答是：大学和研究所里大概会出现更多的系别、专业、职位和饭碗了。

我相信中国香港的购物中心也有类似的食廊

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其他城市之间

春秋时代，总的来说，在揭示人的内在自我方面，肉体本身没有一个人的行为那样重要。在《诗经》里，人们已经对于行为——语言和行动——容易被他人误解这一事实表示忧虑。在这种文明里，通过外在征象而误解一个人的可能性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开始，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并非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外的内在自我。

我们也许可以说，人的性格是灵动变化的，当社会权威与权威人物把一个人置于社会角色之中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他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塑造；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当一位社会上层的主君在一个人身上看到某种品质的时候，他的辨识帮助这个人自己发现了这些品质。但无论如何，这是极为得力的政治工具与政治手段。

庄子关于自我乃是与身体相分别的思考，其优美与微妙是难以匹敌的。但是，像豫让和聂政的故事却大概是经常被讲述的，也是凭借这些故事，上古文化探索自我与身体（以及身体与家庭、社会地位的纠葛）之间的关系。自我可以变得独立自主，地位得到抬高，但是似乎只有在伤害到身体甚至生命的时候才可能。

豫让曾经把自己放在知伯之子的地位为其复仇至死，而司马迁则为了“内在”的缘故，割舍了那能够延续祖宗香烟的身体器官。在写给任安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信里，他说自己的著作将“成一家之言”。“一家言”如果照字面直解，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言论”——使自己的写作（在司马迁的情况里是和父亲的合作）成为一个世系的源头。不是用肉体，而是用文字——那来自内在的东西，赢得永恒。

＂怀＂一般来说总是和隐藏有关：珍宝怀藏于内，用以献给合适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适的人发现

也许，我们可以想到叙事驱动力的三个层次，而其中每个层次都会渗透进以下的层次。第一层是＂天＂：人执行＂上天＂赋予的任务；第二层是人的性格：行为是人物个性的结果；第三层是人的意志：人有意识地、自觉地作出实现某一目的的决定，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矢志不移。

但是，意志作为叙事的内驱力，其根芽却往往显示在被推迟的反应中：无论是谋划、复仇，还是报恩。推迟的反应自有一个复杂的条件结构，这些条件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而必需的。这种推迟的反应是统一叙事的基本手段之一。

他寻找一种＂指向未来＂的写作模式。在上古中国的后期（战国、西汉），写作（不是抄袭以前的文本）是指向现在的：写作是一种传播的技术，用以影响现世，为作者博取声名。

在巜列子》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喜爱海鸥的年轻人，他每天都去海上和海鸥一起玩耍，而海鸥见到他，也都飞集在他身旁。有一天，年轻人的父亲要求他带回几只海鸥来，让他也能玩一玩，这一天，海鸥见到年轻人却只在空中飞舞，再也不肯下来了。我怀疑诗也很像海鸥：它们不肯和那些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来往，因为动机辜负了它们的好意。

描写仪式的诗以语言文字来重复周期的循环。就像农业循环周期总是试图达到完美的重复一样，仪式诗的文字也必须被精确地复述。在这些仪式费美诗里面，诗人讲述来自远古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的重复。

我们远不会知道唐朝“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唐朝人在文本中再现自己的方式，而这种再现模式与后代十分不同。存在于中国之想象中的唐朝也许从来没有在文本再现之外作为社会现实而存在过一一虽然这些文本再现本身也构成了社会现实，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想象中的唐朝如何通亡的文本再现被生产出来。

但这时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场面：李香君和侯方域彼此隔着一个舞台看见了对方，他们奔向彼此，开始一支爱情的咏叹调一一很明显，他们没有听张薇的讲道。就在他们抚摸着桃花扇、表白对彼此的爱情的时候，张薇大怒下坛，声言清净道场不容痴男怨女，从他们手中夺过桃花扇一一无疑使所有知道这把扇子历史的人大惊失色一一将其撕得粉碎。这把扇子，上面以诗句、血痕、绘画记载了两人的爱情，被毁灭了，它的毁灭标志了爱情梦幻的破灭。但是它同时也是一样舞台道具，每次演出，都会有一把新的 。

我常常听到学者们讨论文学批评领域的下一个“转折”将会是什么：这种预言的热衷来自追求时髦的欲望，并非出自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感到的急迫，而真正的问题只通过抵制和阻力表达自己。在这样的批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问题、理论问题被触及，收获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找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的欲望本身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发现而成为当务之急。如此追求不断的批判、不断的变化意味着每种变化的形式自身都没有意义，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激进的稳定。

我是按照其字面意义理解大学（ university）这个词的。大学应该是产生新事物、新思想的空间。任何宣称其笼罩一切、极权独裁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必然失败，哪怕只是因为它没有在内部包含对自己的否定（这一貌似简单的理论公式有十分具体、现实和惊人的表现）。同理，当代把不断的变化作为极权叙事的努力，因为类似的原因而注定失败：缺少徘徊。大学只有在成为矛盾的载体时才能实现它自己（虽然这会排除统一，一却可以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狐狸和刺猬必须躺在一起，这比狮子和羊恙躺在一起困难得多。

遵照西方（有时是中国本土原产）的历史主义，“五四”学者在重写文学史的时候，常常把文学的过去视为文体的一系列兴衰互替。在某一阶段，某一种文体是合宜的，到了另一个阶段，另一种新的文体就蓬勃兴起了。一种文体的好时候一且成为过去这种文体的生命就结東了。“过去”对于现在来说，不再好像在清朝时那样，是种种可能性的储藏库，而成了一堆死物的谱系。很多“五四”学者意识到，这种对过去的独特理解方式本身就是从中国文学思想的库藏里取来的，是对晚明所盛行的文学思想的二个激进化了的再版。

散曲的经典通过压抑大量不同的现存散曲而被创造，通过历史主义的“更新换代”的法则而产生：一个新的形式必须出现，来代替一个旧的形式。在表现上，这个新的形式必须比旧的形式更好，而旧的形式则一定是“恹恹无生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