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本国史

作者:吕思勉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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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本国史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于1923年9月,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的史分期最有特色:周以前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大界限,其间的历史,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而无本质上的变化。但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目的历史分期,更为平实中肯、接近史实。《白话本国史》规模宏大、视野开阔。与现今各类通史专著总是先政治、经济,后文化、外交的叙述顺序不同,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而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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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摘录

我且取两种史籍分类的法子以见其大概。一种是清朝的四库书目,这是旧时候“目录之学”中的最后的分类。

一种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学,略参些新科学思想的。

孝文帝這種恭儉的君主,在歷史上卻也難得。功臣是最喜歡搗亂的,也能彀“論議務在寬厚”,更爲奇怪。我説:這都是受了社會心理的鼓盪而不自知的。

以丄商朝的帝系圖,是據的《史記 · 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丗而興;帝甲亂之,七丗而亡」

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

<原文开始><图片1>

秦朝是“统一专制君主”政体初成立的时代,就把什么“宰相谋逆”、“阉宦弄权”、“杀长立幼”、“诛锄骨肉”、“蒙蔽”、“弑逆”种种事情,都弄全了。

大抵古代的人民,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阶级。征服的人,住在中央山险之地,制驭被征服者。被征服的人,住在四周平夷之地,从事于生产事业。所以所谓国中,必是山险之地;所谓野,反是平夷的地方。(所以《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子也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章太炎《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看。) 其中“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是贡法。按年岁好坏,征收之额可以上下的是彻法。”

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

案以上三种,第一种是“税”,第二种是“赋”,税是种田的人出的,赋是修理兵器费用,全国人民都负担的。《汉书·食货志》所谓“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第三种是人民服兵役的代价,就是课人民以“一种兵役的义务”的“变相的完纳”。

(四)汪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说:“苗人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槃瓠。”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一)是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门家的研究;(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它,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一)是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二)是要参考外国的书;……

历史者, 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 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记载”。记载就是“历史”。

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

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

064 秦国所以能灭掉六国,下列三条,大约是最大的原因:(一)秦国和戎狄竞争最烈,以磨砺而强。(二)秦国所据的地势,和商周先世是一样。(三)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国力较六国为充足。大抵文明进化已久的国,往往不免于暮气;文明程度太浅的国,因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强盛的元素都太缺乏,又兴旺不起来,就暂时强盛,也不能持久,吴越就属于这一种。战国时代的六国属于前一种。只有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最为可怕,秦国就属于这一种了。

总而言之,社会阶级制度,是要靠世卿之制维持的(因为如此,才是把一阶级的人,把持了社会上的大权,不许别一阶级的人插足)。然而如此,(一)贵族所处的地位,就不能不优,所处的地位既优,就不能不骄奢淫逸,就不能不腐败,(二)而且贪欲之念,是无厌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别人,贵族变为平民的人就日多。贵族阶级专有的智识,就渐渐的散人平民社会。所以贵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

所以当时旧组织的崩坏,第一件,便是井田制度的破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寥寥数语,把井田制度破坏的原因,说得十分透彻。这分明都是贵族侵夺平民的。……

其第二件,便是商业的发达。……

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观,也不过如此。 总而言之,(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

郡县之治,咱们现在看惯了,以为当然的。然而在当时,实在是个创举。……

秦朝亡得这样快,全是由于内乱,所以沛公兵来,无暇抵御。在山东的一枝兵,也心变,投降人家了。秦朝是“统一专制君主”政体初成立的时代,就把什么“宰相谋逆”、“奄宦弄权”、“杀长立幼”、“诛锄骨肉”、“蒙蔽”、“弑逆”种种事情,都弄全了,这也可见得“君主政体”的流弊。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傥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

王莽的立心,虽然是为民请命,然而他所行的政策,实在是背于经济原理的。所以弄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他更有一误点,就是过于“迷信法治”,不管目前的形势。……

这时候,外戚宦官,依旧是势不两立。然而何氏出身低微,何太后的立,得些宦官的力。以是何氏对于宦官,有些碍难下手。何进虽然杀掉蹇硕,又逼死董太后,杀掉董太后的哥哥董重;然而要尽诛宦官,何太后就要从中阻挠他。何进手下袁绍等一班人,因而劝何进召外兵以胁太后。 宦官知道事情危险了,就把何进诱人宫,杀掉。袁绍等乘势攻宦官,尽杀之。凉州将董卓,驻兵在河东。听得何进召外兵的命令,即日进兵。这时候刚刚到京。于是拥兵人京城,把废帝废掉了,拥立董侯,是为献帝。 京城里的大权,霎时间落人“凉州军阀”之手。……

孝文帝是北魏一个杰出的人物。迁都洛阳,前一四一九年。断北语,改族姓,禁胡服,与汉人通婚,兴学校,改制度。从此以后,鲜卑就与汉族同化了。然而北魏的衰机,也兆于此时,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魏国的宗室贵人,从南迁以后都习于奢侈。这时候,佛法初行,建寺造塔等迷信,更足以助长奢侈。野蛮民族迁徙到文明的地方,吸收文化难,而沾染物质上的奢侈易,这也是历代北族迁人中国的通例。 ……

……刘裕以一个武人,而尽灭掉其余的武人。论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大振;然而当时虽把功臣宿将除尽,而因防御北方的原故,外兵仍不得不重。于是芟除功臣宿将的结果,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以致对外不竞;而国内则外兵既重,中央政府,仍不免受其压迫,齐、梁、陈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所以从董卓人据洛阳以

炀帝的无道,是人人所知开运河一事,或有人替他辩护,说于调和南北的文化有益。然而开运河,用不着“坐龙舟”游玩。炀帝的开运河,和汉武帝的“事四夷”一样,所做的事情,虽不能说他全然无益,然而以如此“劳费”,致如此“效果”,总是极不经济的;而且他做事的动机,全没有福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就他的行为而论,毕竟是功不抵罪的。

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君临天下十五年。看似旷古未有之事。然而这时候,朝廷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势力,自然没有人去反抗他。这时候,政治界上的情形,却给他搅得稀乱。从越王贞、琅邪王冲起兵之后,他疑心唐朝的宗室,都要害他;就大杀唐宗室。从徐敬业起兵之后,更其“杯弓蛇影”。于是大开“告密”之门。任用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滥用刑诛,贻累人民,实为不浅。又滥用爵禄,收拾人心,弄得政界上,全是一班“干进无耻”,喜欢兴风作浪的小人。中宗复位以后,直到睿宗禅位以前,政界上的空气,总不得清明,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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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吕思勉

吕思勉

吕思勉(1884 - 1957),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吕思勉先生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他曾把二十四史通读数遍,同时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是史学界公认旧籍读得最多的 一位学者。他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自先秦至近代,独撰断代史数种、通史多部,一通到底,绝世罕见。爱好下棋,自言所收围棋谱“只缺三种”,曾为“棋王”谢侠逊作《象棋秘诀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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