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本来，提高大众的文学阅读与审美能力，教育是一个重要环节。但多年来的“大众化”却只讲作家向“大众”靠拢，不讲“大众”向文化提高，甚至讲后者斥为“资产阶级化大众”。文学的交流，本是人类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但工具化、政治化使这种“对话”由精神层面退到了政治层面，于是那种带有个人性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文学阅读世界里一度消失了。

事实上，没有健康的个性为基础，所谓“集体主义”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奴性而已，而奴隶只能集成“沙聚之邦”，并不能建成“人国”。可想而知，以这样的方针指导作家去进行“思想改造”，叫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去接受“工农兵”的教育，从而写出“大众化”的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启蒙精神的彻底颠覆，“反智主义”大为盛行，作家的个性和创作的主体性被彻底消灭。

“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主义语境下形成的怪胎，是对五四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其中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说它是属于后现代主义，就把历史之河的清水给搅浑了。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执政党领袖以其特有的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运用高度组织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动员。作为在1949年以后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它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都有明显的延续，所以说，它为后来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

在对胡适和胡风的批判中，低下的人身攻击、粗鄙的信口谩骂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批判文章直如泼妇骂街此种话语方式此后形成风气，在“文化大革命”中则严重影响了“红卫兵”一代。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随着整个社会气氛的不正常，战歌更多地已演变为某种对真实或虚拟敌人的辱骂与恐吓、其对胜利结果一相情愿的先验预设、对战斗者力量的极度夸张、对战斗对象的极度弱化，使战歌成为自幻、自恋、自慰的产物，离真正的“战斗”已经相去甚远。

文学流派的形成，其基本前提是有一个创作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氛围，一个有着共同美学趣味或文化宗旨且允许有不同创作个性的客观环境。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然不存在文学流派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从这一点看，“荷花淀派”也好，“山药蛋派”也好，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