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纲

云南变乱的原因，与贵州略同，在贵州是汉、苗不和，在云南是汉、回仇视。回民有信仰、有组织、，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识强，与汉人杂处，风俗各异，利害冲突，相互轻侮忌恨，会党复从中播弄。回民势众心齐，有清真寺公费，缓急相通；汉人亦团练自卫，各出“保家钱”、“买命钱”。法令规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汉、回相争，往往偏袒汉人，回民不得其平，径行寻仇报复。

孙中山在第一次造反失败后，跑到日本。以往他们自以为是“造反”，因日本报纸称他们为革命党，今后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

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阘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为番长。长安、洛阳亦为其荟萃之所，有的辗转来自海上，有的直接来自陆路，互市监或通事监即为掌理西北诸国交易而设。鸿胪寺于入朝番客，供应食宿，贾商、学生麋集，与唐人共同生活，互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职者，颇似今日的美国。

教士的内讧，一是为了礼仪问题，一是为了教派竞争。利玛窦认为中国所谓天或上帝，同于西教唆为最高主宰耶和华，中国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并非偶像崇拜，当时他的同会教士已有人不以为然。

利益均沾，可免一国独占，又可施恩各国。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

为进兵东南，曾国藩移驻皖南祁门，留军续攻安庆，以为将来克复金陵张本。不久英法进军北京，诏令北援，对他又是一个难题。他虽曾有此请，似非出于真诚。他对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即吾与润帅（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著，有济无济，听之而已。”又对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以巩固现疆土为第一，北援仅是一种姿态。

（若李秀成）先取长江下游各地，设关征税，藉足国用，再溯江而上，规复安庆、九江、汉口，联络石达开，尽收黄河以南，然后封锁上海，待其内变。日后洪仁玕说，太平天国祸害之源，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赖文光说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合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不免言之太过。从另一面来说，倘李攻下上海，不仅可无后顾之忧，饷源亦可无匮，但未遂所愿。下游的英法公开支持清朝，上游的湘军长驱而东，太平军陷于夹攻，首尾不克。

康有为凭他一片热忱与动人言论，一跃而起，以为只要获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独断，即可畅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绪缺乏真正权力，但毕竟是一国之主，慈禧或不致毫无顾惮。其实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嫌隙已深，1895年光绪革退接近慈禧的军机兼总署大臣孙毓汶、徐用仪，慈禧亦革退拥护光绪的总署大臣汪鸣銮、长麟，第二年又将翁同龢罢毓庆宫，使他们君臣不能经常相见。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惟知揽权。有人说如果奉戴她来变法，她将不会反对，似属可能，此可于同治朝及光绪前期的推行新政见之。现在光绪要争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内心益愤。

12月，召刘坤一来京，使不能再行阻扰。李鸿章亦不以废立为然，谓光绪的罪不明，倘贸然从事，各国必先抗议，各督且将仗义声讨，不妨先立太子，徐俟机会，慈禧采纳了他的意见。

有识的外人亦承认“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地方广阔，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可比”。任何国家，均无法统治此占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大梦将醒，已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觉悟。赫德谓今后各国对待中国，应尊重而不可卑视，协和而不可强制，同情而不可冷淡。中国终将成为强国。处理中国问题必须慎重，使中国将来感激而不致报复。但是一般外人的观念不改，指此次事变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恨欧洲文明所引起。今后列强采取的政策，仍是利用清廷为傀儡，满足各自的欲望，列强之间复尔虞我诈，变本加厉地侵略争夺。

旧式的金融机构，难与新式的银行竞争，中外通商后，外国银行已喧宾夺主。1896年盛宣怀创立中国通商银行于上海，设分行于各大口岸，但官款仍多存入银号、票号、钱庄，商款仍多存入外国银行。1904年，定试办银行章程，官商合资。1905年，成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资金增为一千万两。继之而起者，以1907年邮传部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为著。截至1911年，中国自办银行共十二家，以发行纸币、存放款为主，不重视工业贷款，民间亦不愿将款存入中国自办银行。

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杀巡抚满人恩铭，被捕而死。秋瑾亦以事泄被杀，她视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女子。徐案发，两江总督端方恐惧地说：“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浙江巡抚级绍兴知府亦以秋瑾之死备受舆论指责。革命党的行事，震慑了清官吏，激动了人心公愤。

胡适强调女子须有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发展自主的精神，作一个堂堂的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作的事业。

自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为了反军阀、反侵略，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潮、学说与主义，毫不选择地向国内输入，逐渐分为两个壁垒。一个认为应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学之路，循序而进；一个认为应取法苏俄，采行共产党的有效办法、远大理想，作根本解决。前者声势虽盛，而议论纷纷，始终不曾形成一个联合阵线；后者坚定勇猛，步骤齐一，已有共同组织。不过一般社会人士，倾向自由、民主、科学的仍居绝大多数。

（1931年9月）东北军共约二十余万，半数驻于关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及黑龙江省府主席万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辽西锦州，在沈阳的仅为辽宁省主席臧士毅，事先皆无警觉，丝毫未作准备。关东军一万余人于八小时内，占领沈阳城、军营、兵工厂、飞机场。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地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一向对国民党及蒋不满，并常有批评的胡适在1935年8月曾说蒋确有做领袖的资格。“近年气度大了，态度更和平了。全国人民心目中都觉到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埋头苦干，不辞劳苦，不避怨谤，而且，还能容纳异己的要求，尊重异己的看法。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之领袖的地位。”

燕赵自古多慷慨之士，齐鲁素为豪杰所自出。

孰料1950年6月25日，北韩受苏俄唆使突然进攻南韩。美国认为南韩如失，不只日本难保，其他接近苏俄的国家，亦将为所囊括。

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为人群谋求生存与生活需要的产物，各民族的处境不尽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动范围扩大，见闻增广，人之所长，或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纳，不惟生存安全无虞，生活亦可随之改进。否则世异势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盛衰所系，必须急起直追，纵不能后来居上，最少可并驾齐驱。

中国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并蓄的襟怀与理想。华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为准，非因血统而异。远方时代，中国的文化成就比较丰厚，号称“华夏”，含有美好与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则等视齐视，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岑毓英攻下大理，杜文秀自盡，降回三萬餘人被殺，李文學亦兵敗被擒。次年，岑部克騰越，雲南亂平，前後十八年。

陝甘為漢、回雜處的另一地區。一八六二年，太平軍進入陝西，關中回勇潰散滋擾，與漢人互相焚殺，渭河南北數百里咸為焦土，西路及甘肅回紛起響應。清命多隆阿與勝保分由皖、豫赴援，勝保一再失利，革職治罪。翌年，多隆阿先肅清東路，解西安之圍，續肅清西路，屠殺極酷，回眾退甘肅

。滇亂為回、漢聯合，甘亂為回、漢仇殺

以白彥虎等為著，與馬化龍相結。甘肅土寇董福祥聲勢亦大，蹂躪陝北，關、隴全境幾乎不保 一八六九年秋，左軍進攻金積堡。金積堡形勢險要，周圍堡寨四百餘座，北經蒙古，交通俄人，輸入洋貨、槍砲。回眾拼死力戰，左軍屢攻不下，大將劉松山陣亡。一八七一年一月，馬化龍糧盡，請降，被凌遲處死，甘回瓦解。一八七二及一八七三年河州及西寧回降。一八七三年，左收復肅州，屠回民七千餘，甘境肅清。此為左宗棠西征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為進軍新疆。

初期以一八六四年起於庫車的纏回布格聶丁（Burghanuddin，即黃和卓）之勢力為大，西並阿克蘇、烏什，東有喀喇沙爾（焉耆），稱東土耳其斯坦王

一八六四年，英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斯梯芬生（M.Stephenson）東來，代中國擬訂了一個築路計劃，自漢口西經川、滇至緬甸、印度，東至上海，南至廣州，再自上海至寧波、福州，另一線自鎮江北至天津、北京，實有經濟、政治兩種企圖。英使阿禮國勸總署採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籌議修約時，除了李鴻章外，各省當局幾無人贊成修建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