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

西晋永嘉(307～313)年间，五胡乱华，中原民众为躲避这场灾难性的战乱，以大族为核心，波浪般地涌向南方，从而拉开了流民南渡的序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间，除小规模的南迁始终络绎不绝地进行着之外，相继出现了数次流民南迁的高潮。永嘉之乱后的流民迁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南渡人口占北方总人口的1／8强，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侨口已过全州人口的半数。其迁徙范围则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江西、湖南诸省，甚至远及福建。流民迁徙时间不同，经历各异，从而造成际遇有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都先后走上了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治舞台。文化士族始终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本文所论的边境豪族构成南朝武装力量的主干是四朝政权的共同特色。许多学者将东晋南朝政权称为侨人政权，不无道理。不过，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侨人政权不仅指南迁的王、谢等文化高门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包含了南迁的次等士族这一武力集团成为南方政权的军事支柱这一重要内容。从南北政权的对立及南方政权的频繁更替及内部斗争分析，拥有一定军事力量的次等士族比文化士族显得尤其重要。正是由于他们的竭力支持，南方政权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与北方政权对峙达两个半世纪之久；随着这些豪族的衰颓或北归，南方政权也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走向穷途末路。至于南方政权的内部斗争，也莫不与次等士族密切相关。每一个新政权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宫廷政变也不例外。从某个角度说，南朝历史实际就是以次等士族为主体的历史。至于北归的次等土族，在北方政权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这种重要作用，对这一特殊阶层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遂成为必要，这也是理解南北政权互动性的必要条件。　　最早对次等士族进行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以勇武善战见长的“次等士族”这一概念，对这一武力集团做出了概括性论述，指出此集团南迁后分别居于长江下游的京口与上游的襄阳这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陈先生对次等士族与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权的关系虽没有做出具体论证，但其高屋建瓴的史学眼光和境界对以后研究次等士族的学者不无深刻的启发作用，这篇论文也因此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之后，田余庆先生的《北府兵始末》一文，对居于京口的武力集团出现的时代背景、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