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中国人很奇怪，似乎总是循着一个大体制作息。我迫切想了解这个体制，我每弄懂一件事情，就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弄懂。 我不怕中国人，他们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我对他们的思想、习惯不表苟同，也会惹恼他们。

莎拉·康格思考着一个前辈旅行家未提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由社会传统以及独善其身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他人的不幸不闻不问的心态。……‘中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事……’

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

魏复古的《东方专制主义》书下的副标题为“极权的比较研究”，忠实反映出了在众多研究体系的大师级前辈中，当牵涉到中国时，他认为最能与他思想想通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而是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的财产结尾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的

在许许多多尝试将中国放在一个巨大体系中心点的人之中，魏复古（Karl Wittfogel【在网络查找其著作《东方专制主义》时发现译音不同，因此在此补上其英文名字】)只是最近一位。 在许许多多尝试探讨体系的学者中，魏复古是仅有一位熟知中文并能阅读历史原文的人，因此他的观点颇受广大读者的敬重。但是，到了1931年，他的理论就因过于独特而不为莫斯科接受了。魏复古探讨中国经济的长篇著作，被禁止翻译成俄文，魏复古也未受邀去参加一系列在苏联举行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模式的会议，而众所周知，他正是此议题的权威。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以几世纪来的中国为例，听众总是按耐不住，老想着“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消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克路士说，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悯，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他和佩雷拉一样，觉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不过对克路士而言，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蹉的行为”。

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 ，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国的新都，波罗对北京的称呼。为了强调他的兴奋，哥伦布在眉批旁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

闵明我留意到，中国人极有复制天分，他并因此担心，中国人会运用这种能力打垮西方的出口贸易。“中国人善于模仿，”他写道，“所有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仿制得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省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了。”表面上这些字句的主题在经贸，实际上教会出身的闵明我却提出了一些省思，亦即真与假的差异以及真货与赝品的区隔，而这些正是宗教信仰的本质。以这些问题加诸中国，等于将双方原本平等的互动关系推入一个全新的状况。

当安生记录他“译员”的话是“中国人很会欺骗，但很有样子，没药救”（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 but have fashion, no can help），他很可能记录翔实，但是他也创造了一个叙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