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内容简介
◎史景遷縱橫歷史的力作，專屬譯者溫洽溢費時年餘，精心翻譯◎欲了解台灣前途、掌握中國脈動不可不讀◎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離開中國之前的案頭書「回顧一六二○年到一九六○年這段歷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獨尊之姿來到中國，深信自己師出有名，急欲「開發」被他們視為落後的民族，這些西方顧問的境遇實可為借鏡：傅蘭雅和丁韙良堅忍不拔，湯若望、李泰國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鮑羅廷洞察敏銳，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幹練，赫德和魏德邁善於組織，南懷仁和伯駕匠心獨運，華爾和陳納德勇氣卓絕，白求恩無私奉獻。然而，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對西方方法論及目標的絕對信心已搖搖欲墜，歷經越戰的美國人對此亦產生動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國似乎已有自信，西方人到中國，就得按中國人的規矩行事。如果，中西雙方都對自己有新的了解的話，至少還有機會不讓由來已久的誤認再度發生。」──史景遷這是時報出版繼《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之後，所出版的第四種史景遷作品。在性質上，此書涵蓋的年代雖與《追尋現代中國》相當，但以人物為經緯，不同於《追尋》的通史寫法，亦不同於《雍正王朝》與《太平天國》以單一事件為主題的敘事。在《改變中國》裡頭，史景遷著重於追索個別人物心理狀態的變化，也因此大量使用私人書信日記，並參酌各家說法，因此對於翻譯編輯史景遷著作所不可不謹慎處理的文件還原翻譯工作，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困難與挑戰。我們雖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想必仍有疏漏之處，還請讀者不吝指出。從某個角度來看，對於台灣的讀者來說，《改變中國》或許有另一種切身之處。台灣承接中華文化，加上特殊的歷史機緣，走到今天的地步，其實正代表了傳統中國被改變的部份；而台灣這「被改變了的中國」回過頭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作的種種接觸，不論是透過經商或是政治的交鋒，其實也都蘊含「改變中國」的企圖與效果。因此，台灣的讀者不難從史景遷富有感情的筆鋒，從這些四百年來前仆後繼的先驅身上，讀出無數的弦外之音。史景遷向來以異質文化互動為主軸，大凡相較弱勢的文化體，在面對優勢的文化體時，其反應不外乎「調適」。例如，滿清雖以優勢的武力征服中國與西藏，但還是必須在文化政策上適應強勢的儒家、藏傳佛教文化。同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時代歐洲的天文技術優於中國，但在整體文化展現方面，還是落後於中國，所以必須採取調適的傳教策略。這種文化力量的對比是
热门摘录
白求恩只有四十九岁，但外表已如七十老翁：白发苍苍，肌肉松弛，牙齿脱落。他时常感到晕眩，有只耳朵也听不见了。如果他真有沮丧郁闷之时，也会埋藏起来。白求恩偶尔也会流露缅怀往日时光、思念知交故旧的情愫。他在寄回加拿大的一封信中就问道：“还写书吗？还演奏音乐吗？你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净床单的软榻上是什么滋味？姑娘们仍然喜欢被爱吗？”
汤若望精研科技，成为中国人的顾问，最后还为中国人工作，这都源自他的耶穌会上司的鼓励。科学是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但就中国人而论，他们之所以钦佩、拔耀汤若望，是因为他的技术能派上用场。就这么简单，只不过双方都误判了对方的用意。
南怀仁满怀信心，改革历书，匡正谬误，坚持历书纵然付梓， 也应即刻修正。满朝文武论辩之后，康熙首肯南怀仁的条陈。南怀仁又参劾五年前杨光先对汤若望的诬陷，汤若望等人的冤屈得以平反，恢复官爵，并依原官爵抚恤，杨光先则被处以极刑。
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在北归的途中，鲍罗廷与几位将领晤谈，想再尽些心力，替风雨飘零的共产党寻找盟友。但鲍罗廷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头了，他告诉一位旅伴：“如果还有中国将领奔赴莫斯科，高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是把他们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要的只是枪杆子。”鲍罗廷的旅伴反驳说，他们刚刚见到的那个将军似乎很友善，真心热爱俄国，鲍罗廷回说：“他还很年轻。他们年轻时，个个是好人。”
伯驾是在1832年初读了《美国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american）中的一篇文章，“兴趣很浓”，因面初识中国。伯驾从中读到中国历史的大略，获悉中国人生性“卑躬屈膝，勤劳重利”，物产繁多且丰饶，军队虽众，但不堪一击，知识发展已长期停滞，近年来“屡屡苦于内乱”。伯驾还知道天主教因“莽撞的热忱”而丧失优势。尽管中国“视所有外国为朝贡之国”，但此地的国际贸易畅旺，中国进口米、布、玻璃、皮裘和檀香，出口茶叶、糖、丝、矿产、漆器、大黄、麝香。
……有些时候，这位精力旺盛的传教士因极受中国人信赖而沦为工匠差使。汤若望处心积虑欲使中国士大夫阶层改宗天主教，而这些人也精细地算计着汤若望影响力的起伏升降。
对于汤若望一生盖棺论定的适当评价莫过于：上帝的仆人汤若望，竟被身为中国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冷落一旁。
1847年7月，十五岁的李泰国与十三岁的弟弟抵达香港，在传教士郭士立（实腊）博士（Dr. Gutzlaff）指导下学习中文。……
就在那一年（1854），三合会占领上海华人居住的地区。英国领事阿礼国提议，西方各国领事官员在上海设立一个临时的“外国关税监督委员会”，以在“条约体系”的架构下履行对清廷的法定义务。这个委员会负责对进入上海口岸的西方商船课征关税。各国领事推举三位“税务监督”（英、法、美各一人）。清廷无力拒绝，但认为这项特权干预了清廷的内政。可是，清廷又受惠于这项措施。关税一经中国人之手，就少不了地方官商的“榨油水”，大部分税银根本没上缴，但由洋人经手，反而更有效率，结果上缴的税额远远超过预期。
历经这番协商，之后又举行了上海关税会议，同意将上海的这套海关税务司制度推广至其他条约口岸。这套新的海关制度是由中方遴选洋人署理，职称为“总税务司”——李泰国将此一职衔译为Inspector-General of Customs。
傅兰雅回忆：“父亲总是倾其全力慷慨解囊，母亲一度还得以大米为主食。”儿子做着相同的梦：“小时候最让我高兴的是，读着有关中国的书籍。写作文时，我总是以中国为题材。其实，我一心向往中国，以至于同学给我取了个‘亲中傅’（Chin-chong Fy-ung）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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